数据确权，将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变革图源：摄图网编者按：本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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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金融洛书（ID：FintechBook），作者雷慢，创业邦经授权转载。
2016年，特朗普竞选团队聘请了“剑桥分析”公司，后者通过从Facebook那里盗取而来的7000万用户个人信息数据建模，为竞选精准营销，最终帮助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两年后，美国学者戴维·卡罗尔（DavidCarroll）想到一个主意：
假设关于Facebook上的个人数据，都在剑桥分析公司总部处理，那么个人就可以向这家公司要求把他的数据还给他。
这年8月，他向剑桥分析公司提出数据请求，希望得到有关他的所有个人数据。戴维·卡罗尔的律师RaviNaik称，数据权力应该被视为个人的基本权力而得到尊重。
2019年，戴维·卡罗尔胜诉，剑桥分析公司的母公司SCL被罚款大约27000美元。卡罗尔的分成大约222美元。 SCL认罪。
戴维·卡罗尔最后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发问：
“当我们成为一种被开采的大宗商品时，意味着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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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戴维·卡罗尔个人信息数据被当成大宗商品开采类似的，就是石油开采权。
2007年的美国电影《血色将至》讲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个美国人到西部拓荒，通过巧取豪夺拿下了一块块土地和土地下的石油矿产，并暴发致富的故事。这种经济体制中，国家属于一个平台，个人产权的东西归个人所有。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放煤矿承包权，造就一批暴富的煤老板，煤矿所有权仍属国家所有，在开发承包权的行为中，国家成为一种平台，将开采权赋予个人。
如今，数据被称为21世纪的“石油” ，其重要性，就是互联网企业的立身之本。
IDC名为《数据时代2025》的报告显示，全球每年产生的数据将从2018年的33ZB增长到2025年的175ZB（1ZB相当于1.1万亿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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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数据时代；数据来源：IDG
数据的产生者是海量网民个人，频繁的网络生活造就了海量的数据，以及因数据而生存的互联网巨头。
去年10月26日，蚂蚁集团确定A股发行价，每股68.8元，总市值2.1万亿元，超过彼时被称为“大象”的工商银行（1.79万亿）、建设银行（1.61万亿）、农业银行（1.13万亿）等。厦门大学教授赵燕青教授《平台经济与社会主义：兼论蚂蚁集团事件的本质》一文里称，蚂蚁集团和腾讯这类数据平台企业之所以有超高的估值，乃是源于它们在把大数据这一公共资源据为己有，并且因为市场将中国庞大的用户群体所创造的大数据的价值，一并计算在了这些公司的资产之中。
经济学家哈罗德·德姆塞茨的《论产权理论》说，产权的产生，本质上还是一个成本收益权衡的过程，只有当通过界定产权，将外部性内部化的收益大于从事这一行为的成本时，产权才会产生。腾讯研究院《数据产权：互联网下半场不容回避的竞争焦点》认为，当确定数据产权的收益大于确定数据产权的成本时，数据就有了确权的经济基础。
依此来看，数据产权确权的经济基础早已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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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末，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说，中国政府已明确将数据列为与劳动、资本、技术并列的生产要素。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目前，各国法律似乎还没有准确界定数据财产权益的归属。大数据所有权掌握在大科技公司。一旦数据确权，意味着它将有数据主体、报酬定价和流转配置。
通俗来说，它是谁的数据？数据价格是多少，怎么流转？
赵燕青认为，大数据是一种全新的资源，资源是人类活动产生的权益，大数据也是一样。通常来说，大数据由个人网络行为产生，在2013年之后大数据概念崛起以来，大数据的初始产权是默认交给了大数据平台如蚂蚁集团和腾讯，在无确权时代，这又产生了大数据的所谓“窗口红利期” 。这和互联网金融的窗口期、那些无牌照放贷的公司一样获得的红利类似。
在资本主义的公司制度中，股权所有者才是平台真正的主人，这意味，大数据初始产权在无监管期让渡给的是它背后的真正主人，如蚂蚁集团股权穿透后的马云、赵薇、钱峰雷等。
私人资本掌控个人数据的收益权，在我国往往无法被接受。大数据作为一种资源，它和几十年来的城市土地权、煤矿、石油等产权一样，可能面临一次确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