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税征收潮：互联网巨头与全球各国，谁是刀俎谁是鱼肉？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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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苏宁金融研究院”原创，作者为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黄大智、实习生文怡亭
近日，美欧的贸易争端再次升级。
美国宣布从1月12日起对法德的飞机零部件等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美欧这场始于2004年的航空补贴争端尚未看到停战的迹象，双方关于数字税的争端也在重燃战火。
这不禁让人发问，在各国为应对新冠肺炎及经济衰退而自顾不暇时，究竟是什么让美欧两大经济体衣带渐宽终不悔，相互折磨到白头？
“数字税”的前世今生
数字税，又称数字服务税，是围绕数字经济产生的一类税收。与航空补贴并列，数字税是美欧贸易摩擦的另一个重要导火索。
数字税最早被提出是为了缓解互联网跨国公司对非注册地国家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BEPS ， BaseErosionandProfitShifting），即跨国公司为了最大限度降低全球总体税负，利用各国税制差异和监管漏洞，通过企业职能拆分、资产内部转移定价等方式逃避纳税义务，从而造成区域税收分配不均矛盾。
以多数跨国公司曾经经常采用的“双层爱尔兰—荷兰三明治”避税结构为例：
总部位于A国的G公司在爱尔兰分别设置离岸公司E和实际经营公司B ，通过签订成本分摊协议，将总部之外区域的业务收入和无形资产使用销售权转移至B公司，再借助位于荷兰的通道公司C将大部分收入由B公司转移至实际注册地位于低税区的E公司。
简单说来，就是高税国企业向其低税国关联企业销售货物、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时制定低价；低税国企业向其高税国关联企业销售货物、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时制定高价。
如此一来，跨国公司利润就从高税国转移到低税国，逃避了大部分纳税义务，从而达到最大限度减轻其税负的目的，而为该公司提供大部分利润的国家反而不能享受到应有的税收红利。苹果、谷歌、微软、Facebook、雅虎等公司过去都曾采用了这种做法。
然而，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这显然是一种薅羊毛行为。税基被侵蚀的各国纷纷抗议，并开始了反对BEPS的行动。 2018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立法提案，拟调整对大型互联网企业的增税规则，认为一些在多国从事经营并取得巨额利润的跨国公司并未给当地带来相应的税收贡献。例如谷歌这种跨国巨头，其海外市场营收超过50% ，在采用“双层爱尔兰—荷兰三明治”情况下，平均税率仅为2%左右。
作为数字税的坚定拥趸，法国声称互联网跨国企业的此种避税行为不仅使当地政府蒙受损失，还损害了公平竞争原则，并率先于2019年7月通过了数字税法案，宣布对“数字服务”领域相关企业征收3%的数字税。此举引起了美国的强烈不满。 2019年12月，美国对法国单方面发起“301调查” ，实施关税报复，迫于压力，法国宣布暂缓数字税征收至2020年年底。 2020年1月，美欧各方同意在OECD支持下就数字税问题进行更广泛谈判，参与国家达137个。
随着欧盟对数字税征收立场逐步统一， 2020年6月，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OECD谈判，并威胁将最早于2021年1月对态度强硬的数字税推动者——法国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
时至今日，这场持续近3年的“数字税”之争仍未落下帷幕。正如我们看到的结果，美欧在此问题上都展现了高度重视且强硬的态度，但双方并未真正放弃谈判，欧盟方面仍希望双方在多边框架内达成一致协议，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部长布鲁诺·勒梅尔不久前表示了希望与美国重新谈判的意愿，并寄希望于拜登新政府。尽管美国频频退群，几次出手阻挠欧盟数字税实施进程，但显然也不愿放弃在该领域的规则主导权和直接利益。
数字税：一把重新分蛋糕的利刃
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不完全市场下，信息不对称是交易双方利益失衡的主要原因，交易中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也相应付出了一定的“信息租金” ，因此，双方对信息成本的投入差异造成了信息的不对称。
而在数字经济时代，拥有海量数据和巨大用户流量的互联网科技巨头，将这种信息不对称进行了无限制的扩大。依靠这种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互联网巨头获取信息的边际“信息租金”只会越来越低。不仅如此，互联网科技巨头还凭借着这一信息优势，通过股权投资、并购等形式将业务渗透到各个领域。 2019年，全球市值前五大公司中，有四家为美国的互联网科技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