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蝶变考古大咖：科学家蝶变考古大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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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陈建立教授（左）在开展冶金考古教学和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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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创建了系统完整的中国考古学科教研体系，被誉为“中国考古学家的摇篮”；在田野考古学、考古年代学等研究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图为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何嘉宁教授团队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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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古脊椎所是我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考古学的开拓者和核心研究力量。由付巧妹研究员(中)领导的具国际顶尖水平的分子古生物学实验室和研究团队，在生命科学与地球科学的交叉前沿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在国际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
打造科技考古“朋友圈”“工作群”
【科学家蝶变考古大咖】“这是考古行业的一件大事。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在签订和聘请仪式上表示：科技考古在中国考古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此次战略合作的未来目标，是建立国家考古实验室。
共建这3个实验室，独特作用在哪？“有利于优势互补！”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考古中心主任唐炜介绍，考古中心在行业资源、行业调度方面有独特优势，而青藏高原所、古脊椎所和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都是行业最顶尖、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考古科研机构，在科研力量、技术水平、人才队伍储备上具有极大优势。此次共建联合实验室，实际上是把行业资源和顶尖技术结合起来，把研究对象交给最专业的团队，助推考古工作的发展。
“同时，也有利于加强统筹规划，解决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两张皮’现象。 ”唐炜表示，开展考古事业发展规划研究，从整体上加强统筹规划，有利于增强考古工作的系统性，推进多学科、跨领域、高水平的考古学研究。 “虽然大部分田野考古工作者已经意识到科技考古的重要性，但在实际工作中，很多人对科技考古的认识还不到位，只是把它作为一种辅助手段。 ”唐炜指出，科技考古应该是一种理念、方法， “如果一开始没有把科技考古考虑进去，明确用哪些科技手段解决哪些问题，在考古工作后期或结束后再考虑，很多重要信息就已经丧失了，我们都知道——考古资源是不可再生的，考古工作没有后悔药可吃” 。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主要承担分析监测技术、空间及微观测量技术、新材料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等技术考古科研，考古标准技术规范研究，组织水下考古、边疆考古、科技考古、中外合作考古等工作。唐炜表示，考古中心将致力于联合国内科技考古各领域的优势单位，以共建共享方式，打造科技考古的“朋友圈”和“工作群” ，集中多方优势资源，加强实验室建设，牵头承担重大考古项目中的科技考古任务。
“科技考古是考古中心的新职能，也是优先发展的重点方向。 ”唐炜这样判断。
“国家队做国家事，尽国家责”
“青藏高原所作为‘国家队’ ，我们作为国家人，要做国家事，尽国家责。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陈发虎担任了“环境考古实验室”主任，他这样评价自己的工作意义。环境考古是作为人文学科的考古学与自然科学交叉形成的新的研究方向，青藏高原所拥有完善的实验和观测平台，可以利用多种载体定量重建人类的生存环境，也可以对动植物大化石和微体化石进行分析。 “目前我们正在大力发展利用生物标志物、古环境DNA、古蛋白等新兴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手段进行古环境重建方面的研究。 ”环境考古实验室执行副主任、青藏高原所杨晓燕研究员表示，联合实验室将聚焦东亚及周边地区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等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里程碑事件及其与生存环境的相互作用，尤其是聚焦青藏高原地区人类对极端环境的适应过程、高寒文明产生和发展过程。
“目前在国际上，通过古DNA研究东亚人类的起源与演化，尤其是我们现代人的起源和演化研究是非常匮乏、相对空白的。 ”中科院古脊椎所所长邓涛研究员表示，共建分子古生物学实验室，就是希望用最前沿的分子古生物学方法，在揭示早期现代人在中国起源与演化的规律，复原中国乃至东亚不同时期现代人的迁徙路径、行为方式和生存面貌，厘清其与古老型人类的遗传关系和互动过程等这些关键的、亟待探索的科学问题上取得重要突破，为更新世晚期以来中国境内人类的演化提供更为翔实的证据，绘制出宏大且细致的东亚人群遗传历史图景，发展或提出更准确的人类演化理论。邓涛研究员说：“在中国人类史前文明的发展方面，我们将通过跨学科合作、最新科学技术的应用，在农业的起源、中国境内各种史前文明和相关人群的发展脉络等方面进行探索，希望能在中华文明探源领域有重大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