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ubhouse与视频号狭路相逢( 三 ) 2021年农历牛年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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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搜索和社交很难给到视频传播流量后，基于算法的分发才能后来居上。
短视频在“KillTime”这条路上几乎一骑绝尘，超越了以往的媒介形式，对流量的自然饥渴会进一步刺激互联网公司纷纷迈向视频化，微信、Facebook的视频化“补课”还会加快。
但短视频的社会价值究竟是什么？
2020年，快手的Slogan由“看见每一种生活”更换为“拥抱每一种生活” ，更早一些，快手的slogan是“记录世界记录你”；抖音的Slogan是“记录美好生活”；微信视频号的Slogan则是记录真实生活。
记录、看见，成为短视频在产品层面寻找社会价值的关键词。
这多少来源于YouTube以来网络视频的存在基础，也来源于平台对“人人上传”的视频生产模式的鼓励，后者对平台意味着源源不断且廉价到近乎免费的内容供给。
视频号被寄予微信“下一个时代”的希望，而抖音张楠则在一次采访中称：“抖音未来也许是一种生活方式。 ”——
在增长瓶颈和视频化趋势下，短视频平台与社交平台纷纷在彼此之间寻找答案。
胡泳断言：Facebook或者微信驱使所有人都开始发布视频的那一天，我们的信息流中所包含的有价值的内容要比现在更少。
他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当你只想展示你的可爱狗狗时，网络的视频化可能会很有用，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地讨论社会问题，那该怎么办？
短视频究竟是“残酷底层物语”的体现，还是媒介大众化的进步，尚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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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商业成败看，短视频实现的经济效益是其快速发展最确定的因素。
视频创作方式虽然发生了变迁，但视频的生产、传播、获益的规律并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在广告之外，与消费结合的更为紧密。
抖音成为了字节跳动的流量中枢和营收主力，微信正在通过视频号连接内部商业体系，快手则在上市当天就实现了超千亿美元市值（虽然其亏损扩大）。
反观音频，产业化程度最高的在线音乐尚未恢复唱片时代的巅峰，而播客的商业价值仍不乐观。普华永道的研究显示，到2024年，中国和全球播客广告收入仅为6.89亿美元和35.61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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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199IT）
播客的商业化，几乎处于内容产业商业化最最初级的阶段。盖因其广告价值并未被认可之外，播客的作品化程度并不高，也就很难推动付费增值业务。
如Clubhouse的发展，商业化的形式无非还是广告与付费（电商太远），从其创始团队目前的设想来说，向听众收费并分配给主持人和演讲者，或许是一条可以维护Clubhouse社区氛围和内容质量的方向，但同时也会进一步抬高用户参与门槛。
在本世纪的新十年中，互联网继续世俗化。究竟是短视频还是音频能够代表公共表达的未来，或许并不重要。
值得思考的是，互联网是更多反映人类社会，还是改变人类社会？
微博曾代表的“围观改变中国”已经成为旧梦，短视频试图标记的“美好生活”、“每一种生活”又或“真实生活” ，又真的能构建“娱乐”之上的意义吗？
Clubhouse在国内的走红，不喜欢的人会将其看作一场翻墙听播客的大型刻奇；热衷其中的讲者、听众则将其看作一场开放、感人的游戏——这本身就是一种群体之间的不理解。
借由互联网反映的人的选择，无论是视频或音频形式，都容易陷入“社交同温层”的小世界中。
或许，被推倒的并不是语言的巴别塔，而是沟通本身。视频号或Clubhouse这些社交产品的出现，代表了人们不断重建对话的不同努力。
在这个意义上，看见是重要的，听见也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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