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画作的特点( 二 ) _文化

毕加索悲凉吗？
每一本现当代西方艺术史都有记载，二十世纪初期的巴黎，吸引了无数来打天下的艺术家，不论最后成功与否，这些人差不多都经历了极度的物质贫困。毕加索不然，聘请第一个经纪人时，画家才十九岁，到二十五岁的青春之年就有画商开始收购他的作品，到二十八岁时，毕加索就再也没有为物质生活苦恼过。更有甚者，无数史上留名的创作大师，其作品几乎大都来自于长年累月的深思熟虑和艰苦耕耘，毕加索的天才却从一开始就任意挥霍而从不枯竭，乃至今天都无法统计他究竟完成过多少幅作品。如果再加上无数绝代红颜甘为枕席的现实，毕加索的一生几乎可以是用来随心所欲度过的一生。
但毕加索选择的却偏偏是工作的一生。
从罗丹那里，里尔克理解到创造即工作这一秘诀。但如果把工作放在毕加索身上，我们会发现工作一词，甚至都涵盖不了毕加索的创作。像所有功成名就的人一样，毕加索免不了狂妄，否则他也不会认为达利来巴黎后未去卢浮宫而先来拜访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一说。但从毕加索的一生来看，狂妄倒不见得是其底色。能够充当其底色的，或许就是他毫不掩饰所追求的“伟大”二字。伟大当然令人向往，但获得伟大的人却又往往会发现，伟大的底色是“高处不胜寒”的荒凉。正是到了高处，毕加索才理解到高处的真实“寒”意——不仅将历史尽收眼底，还能将现在和未来都纳入视野。对人类来说，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在及未来，在深处构成支撑的，恰恰不是喜剧，而是所有生命都无法摆脱的悲剧。我们更不能忽略的是，创作《格尔尼卡》时，毕加索已经五十六岁，这个年龄及其阅历都早已使他理解到各种人性和各种生活的真实。如果艺术家的使命是揭示真实，那么就可以说，艺术家越往伟大趋近一步，就必然会揭示比他人更进一步的真实。
对毕加索来说，真实是什么？英国评论家赫伯特·里德曾说《格尔尼卡》是“表达幻灭、失望与破坏的不朽之作” 。总觉得，这句针对画作的言论未尝不是在说毕加索本人。不论毕加索身上的光环多么耀眼，也不论其一生是怎样的多才、多产、多变和多姿多彩，我们还是能够发现，越到晚年，毕加索画笔下就越出现被悲剧感所浸染的不安甚或恐惧。这些不安和恐惧或许就是另外的、甚至还是更进一步的“幻灭、失望与破坏” 。翻开任何一部艺术史，我们与其说那些艺术大师们在探索人生，不如说他们在探索人生的主题。古往今来的探索者都想得出与众不同乃至标新立异的结论，但无论探索多么有力，人生却从来不会变化其底牌。或许，毕加索越伟大，才越知道人生的底牌究竟充斥什么样的颜色。1972年1月30日，毕加索在纸上画下一张巨幅头像。因为面部特征与画家酷似，被认为是一幅自画像。画中人的脸部用绿色蜡笔涂成，表情惊慌，眼睛睁得很大，在充满坚定的同时又充满一种慑人心魄的惶恐。这种眼神既容易令读者想起《格尔尼卡》中流露的痛苦，也似乎是来到生命终点的毕加索在回复早年“蓝色时期”的寂寞与忧郁。但晚年的毕加索毕竟是抵达彼岸的毕加索，此岸与彼岸，听起来和看起来都不过是岸，中间横亘的，却是抵达者奋力泅渡的一生。因此可以肯定，晚年的毕加索不是回归早年，而是在再现其生命认识的顶峰。进一步说，毕加索来到《格尔尼卡》的创作顶峰之后，就再也没有下滑过，如果有变化，那也只是将扫视历史、现在、未来和大众的眼神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最终发现自身的悲剧，或许才是最深刻的悲剧。
在毕加索逝世前夜，他与公证人及妻子雅克琳娜一起晚餐，到十一点时他说，“我不再喝了，我必须工作。”然后就去到楼上画室。这是毕加索留在人世关于艺术创作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我相信对很多人而言，这句话比他的遗嘱更有力量，也更能说明毕加索为什么能成为毕加索。但更深入地去看，从《格尔尼卡》就开始理解生命悲剧的毕加索，仍继续进行了将近四十年的不懈工作，直到死亡让其停止。如果一个艺术家的工作需要理解，那么对毕加索来说，这种理解是不是就在于他将自己对悲剧与伟大的理解融合成了同一种理解？
至少，在毕加索之外，没有第二个画家令我产生这一想法，因为没有第二个二十世纪的画家在为伟大工作的同时，又始终在顽强和清醒地为悲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