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发现三分损益律的缺陷是谁( 三 ) _在春秋时期管仲的著作管子地员篇中就有什么的记载?

同一时期的欧洲，则根据弦长不同发声频率就不同的道理，一直是以弦定律的。他们的成就，以公元前第六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兼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约前582-493)为代表。其研究的五度相生律，称作“毕氏律制”，长时期称霸欧洲乐坛，余波及于后世。
说也怪，两种不同的古代文明，虽然各自经历了很长的发展过程，最后却不约而同地都得到了五度相生律。中国以管定律和西方以弦定律正好东西辉映，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值得一提的是管上定律比起弦上定律来，不止困难多少倍。弦上算音，只需要考虑弦的实际长度，而管上算音，因为是管内空气柱振动发声，还要顾及空气柱在管口边上的逸出部分，进行校正。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所以我国古代以管定律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一般到精确的逐步改进过程。在晋朝荀勖发现管口校正数以后，用管作定律器就比较标准了。
四、三分损益十二律的不足之处
三分损益十二律比起以前来虽然是一种进步，但是细看一下，仍嫌美中不足。古代大半音的音程为114音分，小半音的音程为90音分，两者之差为24音分，俗称古代音差。当以三分损益法生律到第12次(即第13律)时，第13律理应还原为清黄钟(音程值为1200音分) 。但是从中吕再上升ー个五度的实际结果，却是522(中吕)+702(五度)=1224，比清黄钟要高出一个古代音差。由此可见，这样的十三个音不能真正组成一个完整的八度。
为了适应旋官(又称旋相为宫，即以任一律为宫，依次选择七律来组成一个七声音阶)和转调的需要，满足对于音乐艺术的更高要求，需要尽可能方便、合理地消除这个古代音差。
后世的音乐家和乐工、琴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进行了不断的探索，经过近两千年的努力，才大功告成。在这历史的长河里，律制改革的尝试名目繁多，举不胜举，这里不一一介绍。
五、“十二平均律”彻底解决旋宫转调问题
此后，音乐的发展十分迅速，尤其在唐宋时期，文化鼎盛，乐府、唐诗、宋词，都要配上音乐，文人墨客大都要懂一点律学，再加上各民族之间的同化，造成了音乐文化的大融合。发展到十六世纪，我国历代众说纷纭的旋宫转调问题，已初步具备了彻底解决的客观基础。
十二平均律犹如骚动于母腹中的婴儿，即将呱呱坠地。另一方面，欧洲在文艺复兴运动(14-16世纪)推动下，音乐界群起研究古代希腊音乐。自十六世纪中叶起，器乐已渐抬头，转调日趋繁复，键盘乐器(如钢琴、风琴等)虽用全音平均律，也渐感不便，十二平均律遂成了音乐理论家们追求的目标。东西两种文明分别沿着各自独特的发展路线前进，究竟谁能首先到达胜利的目的地，历史在拭目以待。
十六世纪我国明万历时期，大乐律家朱载堉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写成《律吕精义》一书，在世界上第一次阐明了“十二平均律” 。这是律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早从汉代起，我国的琵琶一类乐器，一直在实践上使用某种平均律。朱载堉既博又精，数理兼通。他考虑到律学理论既要满足旋宫转调的需要，又不能律数过多，便于乐器制造和演奏(唱)，只有彻底摆脱因循守旧的路子，走平均律的道路才能成功。
他的“左旋右旋相生”理论，使“十二律黄钟为始，应钟为终，终而复始、循环无端”成功地解决了音阶在音律上的转调问题，甚至连现代键盘乐器的创制，也都有赖于他所提供的声学理论基础。
朱载堉发现十二平均律后，过了52年，法国音乐理论家梅尔生也搞出了十二平均律，跟中国的十二平均律遥相呼应。西方究竟是独立创造，还是受了我国的启发和影响，至今尚无确切证据。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朱载堉将他的毕生努力所得，毕恭毕敬地呈献给皇上后，这些无价之宝却被当作一团废纸，打入冷宫，束之高阁，并不实行。
清代乾隆皇帝还把它骂得狗血喷头。一直到它传入欧洲以后，才轰动了整个世界，获得了洋伯乐们的高度评价，使欧洲科学界不得不对中国人刮目相看。
时至今日，十二平均律已经风行于世界。欧洲音乐基本上采用十二平均律，然而大、小提琴演奏时往往容易倾向于五度相生律，还保存着古代大音阶的遗风。我国现代音乐，由于移调和转调的需要，加上向多声部发展，因此采用十二平均律作为标准，只是时间问题。
十二平均律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用十二平均律作为标准，在实践上并不拒绝五度相生律及其推演的一种“纯律”的“加味” 。采用十二平均律后，不仅无损于我国的民族风格，而且有利于国际的音乐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