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游走中西，且思且行——邵大箴与中国当代美术( 二 )

邵大箴在苏联受到了严谨而系统的西方艺术教育，他和他的同学们学成归国，像是一粒粒种子，播撒在新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结出累累硕果。他们为新中国美术研究、教育乃至创作辛勤耕耘，直接推动了新中国美术的发展以及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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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画|游走中西，且思且行——邵大箴与中国当代美术】邵大箴与夫人奚静之。
为学为师
在列宾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学习期间，邵大箴专攻西方美术史。回国后，他在中央美术学院从事西方美术史教学的同时，也十分关注中国当代美术的发展状况。改革开放后，他针对美术界出现的各类思潮和创作中的现实问题，撰写了大量理论文章，引发了广泛讨论，引导了美术创作和美术评论的良性发展。
20世纪的美术教育，屡屡发生与“人体教学”有关的风波。新文化运动时期，在西方思潮大量涌入的同时，裸体绘画艺术、裸体模特也被引入中国绘画界，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论争，直至1927年才算暂告一个段落。1964年8月，文化部下发了《关于废除美术部门使用模特儿的通知》，人体模特被驱赶出学校。1965年11月11日，在毛泽东的批示下，中宣部转发文化部《关于美术院校和美术创作部门使用模特儿的请示》，宣布恢复模特写生课。1979年，邵大箴发表《关于人体模特儿》，指出从15世纪开始，欧洲美术家运用模特儿，深入研究人体，不只是推动了美术教育的发展，提高了艺术表现力，促进了美术繁荣，而且还以此作为武器，推行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意识，涤荡了腐朽的封建意识，普及了人体科学知识。邵大箴认为，人体模特在西方艺术中有不可取代的作用，不应该取消人体模特，而应该合理、科学地使用模特，培养学生的意志和毅力，提高心手相应的观察力和表现力。这篇文章极大地推动了人体教学在美术院校的正常开展和美术教育的健康发展。
1983年年初，邵大箴参加文化部教育代表团出访法国和意大利，在访问归来之后即在《世界美术》刊发了《要走自己的路——访法意随感》。在考察期间，他不仅从美术史的角度观摩外国艺术品，而且一直在思考中国的美术要往哪个方向发展，要走什么样的路，如何处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革新、写实与抽象之间的关系。他最终得出一条结论：“我们的美术家要走自己的路。是的，只有忠实于时代、忠实于人民、忠实于自己的人才有勇气和胆识脚踏实地、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邵大箴还撰写了多篇研究和评述西方传统美术与现代派艺术的文章，如《印象派的评价问题》《现代派美术与想象》《毕加索——不倦的探索者》《西方当代美术中的现实主义》等。这些文章将西方的现代艺术思潮和艺术流派介绍到国内，给国内的艺术家带来了新视野与新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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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邵大箴（右二）在苏联留学时与同学合影。
到了80年代中后期，一股新的美术思潮如暴风骤雨般席卷中国美术界，试图探索一个全新的艺术发展道路与空间。邵大箴始终对这股新的美术思潮保留支持的态度，但对照搬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及否定民族传统艺术的一些言行并不支持，而且还有担忧。他于1985年5月开始担任《美术》杂志主编，在这一身份以及当时美术思潮的多重影响下，他总是站在时代前沿和发展全局去考量中国当代艺术该如何健康发展。因而，这一时期他主要聚焦于中国当代美术思潮走向的研究与评议。他始终坚持正确的导向和开放包容的态度，这一时期《美术》杂志所反映出来的对各种声音的接纳便是明证。即便如此，邵大箴的学术立场仍然遭到了质疑。一些“前卫人士”认为邵大箴对他们的支持“不积极”，而一些维护传统艺术的人则指责他包容新思潮。面对这些批评，他用笔名“思贵”在《美术》1986年第4期发表了《析一种思潮》，批评当时美术界存在的否定民族传统的虚无主义思潮，倡导艺术活动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即使是国外先进的观念也需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尽管他在文章中言辞犀利地批判了虚无主义思潮对传统的错误认知，但仍然肯定了这些青年人思想敏锐，具有探新精神，敢于直抒己见，这种精神和品格是难能可贵的。
20世纪90年代，即将进入新世纪，中国艺术该如何发展？这是时常萦绕在艺术家心头的话题，有些中青年画家对此感到困惑和迷茫。邵大箴在《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特点与趋势》一文中指出，这一时期我国美术发展有五大特点，即在稳健中求发展、多元化发展趋势、中心和权威的消失、艺术创作中的多媒体介入以及面临强大的市场冲击。正是这些观念的提出，推动了中国艺术稳步走向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