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观|《五帝本纪》的书写与司马迁的古史观( 二 ) 中国工商银行|聊城分行|大寒

以上不同的观点，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司马迁为何如此书写。由司马迁“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看，他搜集的关于五帝事迹的文献中，除有“不雅驯”的内容外，可能还有不一致乃至相矛盾的内容。比如，就《五帝本纪》载尧舜禅让一事，司马贞《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尧城在濮州鄄城县东北十五里。《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竹书》，即西晋时出土于战国魏安釐王墓的《竹书纪年》。由此记载，可知关于尧舜更替还另有说法：舜取代尧靠的不是和平禅让，而是血腥武力。但司马迁在写作中，选择了有助于表现美善政治的和平禅让，而对武力取代的说法予以忽视，体现了以雅求美的书写原则。
如果一定要从历史真实的角度去要求《五帝本纪》的话，无论如何是无法理解司马迁对《竹书》这类材料的忽视的。但如果从文化记忆理论去考量，就能理解《五帝本纪》书写的合理性。事实上，《五帝本纪》承载的乃是自孔子以来人们对“尽善尽美”德政的美好记忆，是建立在关于五帝时代回忆的基础上的文化书写。正如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所说：“回忆文化则着重于履行一种社会责任。它的对象是群体，其关键问题是：‘什么是我们不可遗忘的？’”在司马迁看来，不可遗忘的是五帝时代的君明臣贤、关注民生、“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的德政文化。因此，他选择了称颂五帝德政之美的文献。正如他在《太史公自序》里对《五帝本纪》的概括：“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在此，他强调的不是五帝具体的风教业绩，也不是帝位更迭的具体细节，而是黄帝开创的法天则地的政治秩序，以及颛顼等四帝遵序形成的可以万世效法的法度规范。
继往开来的古史观
汉武帝时代，国力强盛，疆域空前阔大。诚如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所说：“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当时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往来、融合，盛况空前。回溯过去，是为了构建当下，开创未来。受时代感召，司马迁通过对古史的回溯，对五帝时代进行整齐、重构，“为后世史家立则发凡”（钱锺书《管锥编》）。基于此，他描绘的五帝时代蓝图除了君明臣贤、以德治国之外，还有两个重要特征：
一是幅员辽阔的大一统。黄帝时代东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空桐，北至涿鹿；颛顼时代东至蟠木，南至交阯，西至流沙，北至幽陵；帝尧时代东至旸谷，南至南交，西至昧谷，北至幽都。这些五帝疆域的描述，其实是建立在古史传说与汉帝国实际疆域基础上的想象，体现的是汉武帝时代大一统的思想。
二是民族和谐的大融合。根据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五帝其实并非直系亲属关系，而是分属于远古时代中华大地上的不同氏族。但在《五帝本纪》中，颛顼、帝喾、尧、舜都是黄帝的子孙。此外，夏禹、殷契、周后稷均为黄帝玄孙，秦、匈奴亦为黄帝的后代，东越、南越、西南夷的先君也都可以溯源到黄帝。这一书写，其实是将汉武帝以前各民族的文化记忆进行了重构，表现了早期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要而言之，《五帝本纪》是司马迁在大量早期文献和文化记忆基础上所进行的文化建构。它虽然不是“信史”，却包含了上古以来各民族丰富的历史记忆，说明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虽有“拼凑”之痕，却符合中华民族多源共生的融合过程，体现了大一统的文化理想。正因为如此，“炎黄”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才被后世所认可，在中华民族的发展中起着无可估量的巨大凝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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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 2022年01月22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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