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冯太后“杀母夺子”导致了孝文帝的“极端”改革( 二 ) 颠覆|洪秀全|红棍|双花|历史|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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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佛像。龙门石窟这些以宗教为题材的艺术作品展现了中国北魏晚期至唐代期间，最具规模和最为优秀的造型艺术。太和改制为北魏王朝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于是，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最终统一南北，实现历代鲜卑君王的中华皇帝梦想就被提上了日程。洛阳地处中原，为中原地区政治文化中心，且接近南朝，便于用兵，“南荡瓯吴”。所以，洛阳成了拓跋宏迁都不二之选。迁都洛阳无疑是正确的决定，但它毕竟是一项关系到国家社稷的重要政治措施。拓跋宏认为“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也”，怕贸然提议迁都洛阳，会遭到鲜卑贵族的反对，所以，采取了“以南征之名，行迁都之实”这样自编自导，完全戏剧化的方式来促成如此重要的政治决定。如果说拓跋宏通过这样的方式确实达到了顺利迁都的目的，但是，支持这项重大决策的后继政策却严重缺失。违众南迁，必然会触及一部分鲜卑元老亲贵的利益。于是，迁都之后，陆续有亲贵密谋反叛，虽然很快都被镇压，但太子拓跋恂的死，对拓跋宏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对于自幼生活在“阴山常晦雪”的故都平城的鲜卑人来说，洛阳暑热让他们深感痛苦。太子拓跋恂就是其中的一个。因为暑热，更因为对父亲汉化政策的不满，拓跋恂打算带着侍从轻装奔回平城。太子的行为让拓跋宏极为愤怒，他将儿子打得半死，废黜其储君之位。然而，只要拓跋恂还活着，就会成为那些眷恋故土，阴谋反叛者潜在的棋子。最后，拓跋宏将年仅15岁的儿子赐死。不能成功安抚鲜卑旧臣亲贵，以致变乱迭起，这只是迁都留下的后遗症之一。更为严重的还在于，迁都改变了立国百年以来的边防格局，却没有辅之以相应的政策调整，为多年后的代北六镇之乱、北魏王朝的覆灭，埋下伏笔。北魏初年，为防柔然南下，太武帝拓跋焘下令在沿边修筑长城，并在要害处设置军事据点，即代北六镇。当时的柔然对北魏威胁很大，所以拱卫国都平城的北镇地位非常重要。镇将由鲜卑贵族担任，镇兵多是拓跋族成员或中原的强宗子弟，他们被视为“国之肺腑”，享有特殊地位。但随着边地战事减少，北镇的地位逐渐下降。特别是在迁都洛阳后，北镇失去了拱卫国都的地位，镇将被排斥在“清流”之外，难以升迁，镇兵甚至与谪配的罪犯和俘虏为伍。代北六镇军人从“国之肺腑”，一朝沦为“代来寒人”。巨婴政治公元496年，拓跋宏宣布鲜卑皇族拓跋氏改姓“元”，从此，拓跋宏更名元宏。这次改姓当然不仅仅是拓跋氏，根据元宏（拓跋宏）的旨意，功臣元老，自代都南迁，凡是复姓，一律改成单音节的汉姓。除了改姓，在迁都之后的短短几年中，元宏的全盘汉化政策恰如疾风骤雨：易胡服、讲汉话、通婚姻、改籍贯、行汉制、崇儒学……元宏是被文明太后抚养长大的，从小就受汉文化的熏陶与教育，身边的臣子也以汉族士大夫居多。但是，元宏在推行汉化改革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偏执和激进让人讶异。元宏严厉禁止鲜卑人穿传统胡服，甚至禁止说鲜卑话。就连汉族重臣李冲都认为，此举未免极端。元宏却不依不饶，严厉斥责他辜负了国家。更为离谱的是，根据旧有的制度，北魏亲王们的妻妾一般都来自鲜卑的八大家族和世家子弟。然而，元宏为了贯彻鲜卑与汉族通婚的汉化政策，强行令自己的六个弟弟改娶汉族王妃，而将原有的王妃降为妾室。如此激烈的汉化政策，必然引起鲜卑人的反感，甚至是抗拒。从元宏推行汉化政策开始，鲜卑人的反汉化之声就从未止息过，在代北六镇，一度形成了“鲜卑共轻中华朝士”的氛围。甚至到北魏灭亡，依靠六镇军功集团建立起来的北齐、北周时期，仍保持着对汉文化的敌视态度。鲜卑的汉化有助于推动民族融合，元宏的汉化政策，在民族融合已成为历史潮流的南北朝时代，是有合理性的。然而，他所推行的所有政策为何会显得如此激烈，甚至于偏执？如果说，文明太后对元宏的教育影响了他的施政理念。那么，文明太后与元宏之间二十三年的祖孙关系，也是影响元宏性格命运的关键因素。根据史书的记载，元宏在文明太后去世后表现得极为悲痛，甚至打算为太后守孝三年。但其实，文明太后和孝文帝之间，并没有那么和谐。《魏书》记载，一天天长大的元宏表现得越来越聪明伶俐，文明太后担心将来难以控制，曾打算废黜元宏。寒冬腊月，她将只穿了一件单衣的元宏关在室内，三天不让人送饭。同时，召集大臣讨论另立新君，只是因为元老大臣们激烈反对，不得已作罢。在元宏的成长过程中，上菜的宫人会“不小心”用热汤烫伤他的手；他的食物中还会“不小心”有虫子之类的脏东西出现；甚至有宦官在文明太后面前陷害他，以致太后大怒，命人用棍子痛打了他一顿……这些白纸黑字的史官记录让后人看到了元宏虽贵为天子却毫无幸福和温暖可言的童年。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元宏，如同孩子一般缺乏理性和耐心，不懂妥协和协商，一味只固执于强权的力量。从这个角度再来看元宏的汉化政策，甚至于迁都，会有一种感觉，他只是在逃避，逃避那个生活在杀母、杀父、杀妻仇人，却同时又是自己恩人阴影之下的自己。大梦一场孝文帝死后30年，即公元529年，军阀尔朱荣攻陷洛阳，对洛阳的皇族、百官公卿进行了大屠杀，但南梁将领陈庆之出使洛阳，仍旧感慨：“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而河阴之变前的洛阳，更加富庶繁华，号称“十万九千户”，约有60万人，是这一时期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城市。北魏声威，远至大秦（东罗马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