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汝祥的锡恩咨询管理公司到底与北京安贞工商所出了什么矛盾，这里面折射出了民营的什么生存现状？问题有明显的倾向性和误导

问题有明显的倾向性和误导，应当去掉“民营企业”的标签。即使是姜汝祥本人，也没有将此话题扯到“民营企业”上去，他炮轰的主要是：1、面积过大的行政审批准入制；2、政府部门执法的可选择性；3、由以上2点带来的权力寻租。说一个亲身经历的案例：某大型国有建筑施工企业年营业收入数十亿元，其家属区大院内有几处沿街门面，年租金收入合计不足10万元。工商局居然以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范围中没有“门面出租”，属于“超范围经营”为由，要进行罚款。我在参与处理时曾反问工商局，如果该企业要处理（转让）一台自用设备，是否还要在经营范围中加上“设备租售”，被无敌的工商部门答复“是”。认为此类事件只针对民营，纯属不负责任的臆测。我不知道是否应该修改问题标题和标签，烦请@黄继新判断。下面答题，从媒体报道看，双方的矛盾在于：姜汝祥：承认其公司行为违反现行规定，但不认可要他“自认其罪”，并认为工商部门的执法是选择性执法，执行的是不合理的“恶法”，执法过程中久拖不决，其目的是索贿。工商部门：该公司违法，有权处罚，并要求其主动交待非法销售的金额及数量。如涉及工作人员违法，希望姜汝祥告知线索并提供证据，将依规处理。查了下规定，姜的公司涉嫌违反的，应是两个部门规章：《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严格来讲，尚不算“违法”。我赞同姜汝祥的部分说法，并认为暴露出的问题是：部门规章确实有不合理之处。《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法》是1997年颁布的，还可以解释为当时的行政管理思想落后，但《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是2011年颁布的，仍然充分暴露了立法技术的缺陷，有些不可原谅。政府部门的执法有“以处罚为目的”的嫌疑。该公司的行为，显然并不属于出版物内容违法，也不是违规公开发行，而是错误地认为“内部资料印刷无需报批”、“内部资料可以收费”。坦率讲，即使我担任了多年企业法律顾问，也不清楚印个内部资料还有这样的规定。工商部门接举报或发现后，如果采取告知、警告等手段，屡教不改再处以罚款，无论对当事人的惩戒效果还是对公众的社会效果，都会好得多。对部门规章的合法性缺乏可实际操作的质疑、审查程序。例如，作为行政法规的《出版管理条例》并未涉及内部出版物的概念，也没有授权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但即使企业或公民认为前述部门规章违法，也无法有效通过诉讼来解决。政府部门对执法活动的程序合法性仍然不够重视。从媒体报道的政府部门答复来看，其重点仍放在两点，一是该公司实体上违反了规定，二是如有工作人员违规将查处，并未对姜汝祥反映的“执法程序违法”（要求自证其罪）作出任何解释或关注。政府部门的“选择性执法”确实存在，为索贿提供了温床。补充：对@骆阳所说的涉嫌非法出版经营犯罪，我认为并不存在。理由如下：该司法解释的11条，针对的是“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出版物。而无论从哪个方面讲，该公司涉及的只是违规内部资料，不属于该解释适用对象。至于该解释13条的规定，只是用于解释何谓“情节严重”。对刑法中的概念，应比行政管理和民事领域更为严格。对“非法出版物”，应按行政法规《出版管理条例》（重点是25条）来确定，不能依部门规章来确定。
■来自的网友回复
工商照章办事，锡恩得到行贿的机会却心有不甘。折射出民营发展到今天，有些小事已经拿不住他们，工商需要尽快研发更有性价比的新产品「章程」，增强对民营行贿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