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洁夫：黄洁夫：疾控工作的权威性在于专业技术而非行政级别( 二 ) |传染病|技术|跳槽那些事儿|

至于疫后改革，有人建议将CDC权力提升，我认为疾控工作是一种技术性工作，是采用科学方法对各类传染病、流行病开展监测，系统分析、风险评估、预警和干预，并制定标准和指南，是种专业技术要求很高的工作，权力的提升是在于技术工作不受行政干扰的权威性，而不是行政级别的提升。如果将疾控技术人员官员化，疾控工作则有极大风险。国家CDC与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地方CDC与地方卫健委疾控部门的行政关系和专业领域责任应该厘清。应完善重大传染性疾病防控的直报系统，及时客观地反映临床一线医务人员的科学报告，临床医学与公共卫生脱节的两张皮的老大难问题要解决。
CDC专业技术人员要真正做到“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敢于担当的科学精神与风骨，国家应从法律上将行政干预的缺口堵死。要明确重大疫情问题处理的责任、越级申诉的权利和渠道，以及失职渎职的责罚机制。
谈新冠患者肺移植
希望成为世界认可的中国硬核技术
***：你如何评价一些国家政府提倡的“群体免疫”抗疫模式？
黄洁夫：“群体免疫”应该说是个伪命题，英文中的Herd immunity是人类与传染病斗争中形成的“免疫屏障”的理论与概念，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医学院就学过的老理论，是 “物竞天择” 。如果今天在抗击疫情中采用自生自灭的“群体免疫” ，实际上是向病毒投降。会造成大量病人的死亡与社会动乱。这种观点是对人类医学进步的否定，也是不尊重人权。有些政府巧用这个概念，威慑公众，让公民自觉隔离，实际上也达到封城、封国的目的，现在尽管说有不同的模式，但实际上除了隔离还是隔离，只是分层、分级、分期的隔离而已，在疫情与经济损失中找平衡。不少国家的疫情失控，十分惨烈。我们移植圈有不少专家都认识到生活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幸运与自豪。我国的新冠疫情作为甲类管理，诊疗所用的试剂、中西药、呼吸机、ECMO（体外膜肺氧合）都充足供给，甚至对有一丝希望的病人都尽百分之百的努力，例如：采用肺移植，降低死亡率。
***：最近无锡市人民医院和浙江大学第一医院做了几例新冠肺炎患者的肺移植手术，引发各界关注。对此你怎么看？
【黄洁夫：黄洁夫：疾控工作的权威性在于专业技术而非行政级别】黄洁夫：对烈性传染病进行器官移植是世界医学的禁区，肺移植技术已是成熟的医疗技术，但如何在新冠肺炎中使用则是全球关注的热点。我国提出进行高选择性、高防护性、严管控性的肺移植以降低新冠死亡率，这使世界移植协会（TTS）与世卫组织器官移植特别工作委员会（WHO Task Force）十分关注。最近世界移植协会（TTS）与WHO与我联系，希望我国介绍在疫情中如何推进器官捐献与移植的经验。所以对此项工作我国应有统一指挥，选择前期已有扎实临床工作基础的团队进行临床研究，切忌一哄而上，合理与符合伦理标准地利用爱心奉献的器官来源，并要评估与科学总结及随访，并由有扎实专业外文基础的专家予以总结，形成为世界所认可的中国抗疫的硬核技术。
谈病毒起源
世界人民都需要一个更详细、更透明的解释
***：现在国内外均热议新冠病毒来源，你有何见解？
黄洁夫：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问题，我们的“云播间”由武汉同济大学陈忠华教授根据国内外文献做了较全面的一个报告，你们可以上网参考。我只是一名临床外科医生，隔行如隔山，这个问题应请病毒学家来回答更妥当一些。但现在国际上有别有用心的人借助疫情污名化中国，我是十分愤慨的，病毒来源是一个生物界的自然过程，应该科学地研究，更不能带上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这是明显违反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疾病与病毒命名原则的。
我们应该清醒认识现有一些反华势力企图将新冠疫情变成在国际社会孤立中国、遏制中国发展的机会。我们应坚决回击，俗话说“打蛇要打七寸” ，要应用科学的事实与围绕这一次新冠疫情流行病学，病毒演化树中的种种疑问，实事求是地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