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马说》，是他在什么情况下写成的，表达了他怎样的情感和思想难倒|刘谨|船夫|无人|状元

《马说》是韩愈《杂说》一文中的第四则。韩愈的《杂说》一共四则：第一则是《龙说》，第二则是《医说》，第三则是《崔山君传》，第四则就是《马说》。
“杂说”其实是我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种文体。这种文体在形式上不拘一格，也不限题目，随手写出，随感而发，但议论杂而不乱，中心观点突出，所以叫做“杂说”。其实就类似于现在的杂文，是议论文中的一种。
韩愈的《马说》一文，说的是千里马的遭遇，但实际上写的是管理者不能识别人才，对人才的不重视以致人才埋没和作者的怀才不遇的感叹。韩愈以托物寓意的手法在文中感慨自身大材小用、屈居人下、怀才不遇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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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说》全文只有一百五十多字，却写得波澜曲折，而又寓意深刻，情感迸发于字里行间，饱蕴委曲、情文并茂，全文如下：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马说》用托物寓意的写法和层层深入的结构方式，从正面提出论点：“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说明伯乐对千里马命运的决定性作用，从千里马和伯乐的依赖关系出发，说明千里马被埋没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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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说》的写作背景本文作于唐德宗李适（kuò）贞元十一年（795年），时年韩愈28岁，那时候韩愈已考中进士，但未被授予官职。
他曾经三次给宰相写自荐书信，希望宰相能看到他的才华，希望宰相重用人才，给他一官半职，但宰相对韩愈的请求置之不理。如在《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的这封自荐书信中，韩愈这样写道：
二月十六日，前乡贡进士韩愈，谨再拜言相公阁下：向上书及所著文后，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惧不敢逃遁，不知所为，乃复敢自纳于不测之诛，以求毕其说，而请命于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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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在自荐书信中甚至发出了“蹈水火者之求免于人也，……则将大其声疾呼，而望其人之救也”的哀求之声。可是韩愈苦苦等待的结果是“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待命四十余日矣，书再上而志不得通”。即使韩愈屡次登门求见，宰相依然是闭门不见。韩愈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不公平，对于这种不公平，韩愈诉诸于笔端，发出了铿锵有力的“不平之鸣”的声音。
所以在《马说》里，韩愈就将内心的种种情感以托物寓意的手法表达了出来，全文共分三层表达了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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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层：提出问题“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在一开篇韩愈就点明了全文的主旨。“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也是韩愈从正面提出问题，“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又从反面展开议论。
这就说明千里马和伯乐之间是赏识者与被赏识者的关系，是一种信赖关系，而且彼此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联。在韩愈看来，世上缺乏的不是人才，缺的是发现人才的一双慧眼、缺的是欣赏人才的人。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不仅是韩愈提出的一个问题，而且也是这篇短文的中心论点，用来说明千里马和伯乐之间的关系。从全文的布局来看，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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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才华横溢，正像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对韩愈的评价：“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可惜韩愈的才华和满腔的抱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可以说有点怀才不遇的感受，正像《旧唐书》里记载的那样：
愈（韩愈）自以才高，累被摈黜，作《进学解》以自喻……
韩愈自持才高，即使进入仕途之后也是屡被贬谪，他心中的压抑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从韩愈怀才不遇，屡试不第，空怀一腔“忧天下之心”而无用之地可以想见。
他自觉是一个有才能的文人，算是一匹“千里马”，但是当时的管理层没有人去赏识重用他，于是他便发出了“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