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惶惑|在对爱惶惑的今天，重读三位女性读书人的爱情( 二 ) 理想主义|爱情

简单来说，特殊性在于，爱对于死表现出了漫长而强大的耐受力，爱承认了死，包容了死，并超越了死。因为，死亡在这几个文本里并不是一瞬间的事情，而是事先张扬的结局，犹如命运已定的古希腊悲剧：徐晓在婚前就知道丈夫患有疑难病症，陈希米与轮椅上的丈夫通信十年后结婚，萌萌则几乎从一开始就沉浸在女性、死亡与爱的思考中，并在生命的最后与病魔搏斗了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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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米，1961年出生。1982年西北大学数学系毕业，供职出版社做编辑。图为她与丈夫史铁生。
死，并不是瞬间发生的事情，而是经过了无数次反思、无数次对话、无数次预演，生者甚至在爱人死后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感。稍微具有生活经验的人都能领会，这种解脱感反而是爱情存在并将继续存在的证明，是最能打动人心的泪点。古人亦早已知道，山盟海誓的爱情固然美好，殉情共死的爱情固然悲壮，但“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能不能经历苦难才是爱的试金石。爱的激情，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冲动、浪漫和炽热感，而是承受苦难的不竭力量。
徐晓在丈夫去世后曾写道：“当死亡的事实离我越来越遥远，而死者的存在却离我越来越迫近的时候，我才真正懂得，关于时间，关于生命，关于死亡，关于爱，需要你付出毕生的代价去体验，有所体验就够了，你甚至不要指望能把它们搞懂。”（《永远的五月》，见《半生为人》p32）
去体验，是关于爱和死最重要的意见。但即使不指望搞懂，也要进一步追问：萌萌、徐晓、陈希米等人与爱人之间这种爱的力量从何而来？为什么在这里，爱的激情不是电光石火的转瞬即逝，而是情感永无停息的脉冲？
02
爱的沉思
爱的激情仅仅是来自承受苦难吗？那么，如何定义苦难？苦难有的选吗？古往今来，凡间的大多数爱情，从头至尾都没有经历过称得上苦难的痛苦，难道就不是真实的吗？
苦难确实不容易定义，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它往往没得选，被迫接受，而且你有很大的概率挺不过去。王安石写“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在贞观开元时。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就可视为对苦难没得选的感悟。中小资产阶级在太平盛世里的经济压力、虚无孤独、“内卷”感之类并非苦难，只是高级一点的现代性焦虑。苦难总是围绕着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需求打转转，有些是物质的，比如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活下去；有些是精神的，比如允不允许写诗，可不可以公开说话。
在这样的苦难里，爱情就不可能是风花雪月、锦上添花。首先，它是两个人的共度艰难，不离不弃，在关键时刻愿意为对方牺牲。有人干脆下结论说：“爱在本质上是自我牺牲……爱的行为至少与施爱者的当下利益是冲突的，正因为它是冲突的，人们才认为施爱者做出了牺牲。”（刘再复、林岗《罪与文学》p42，中信出版社，2011）。第二，如果前一个问题解决了，爱情往往会从两个人的关系升华到普遍的人与人的关系。一个懂得爱的人，在苦难中已经没有理由陶醉于自己的爱情，他或者她一定会反思，凭什么我们的爱情要经历这样的苦难？遭受这样的考验？别人是否也一样呢？是否有某种价值、理想、真理，能够避免让人们遭受这种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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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文学》，刘再复、林岗著，中信出版社，2011年7月。
《罪与文学》里因此说道：“爱就是不说‘不’。不作拒绝，这才是爱的真义。不要拒绝不幸者，不要拒绝贫困者，不要拒绝危难中的人，不要拒绝你不相识的人，不要拒绝卑微的人，也不要拒绝你的仇敌；不要拒绝绿叶，不要拒绝小草，不要拒绝无情的木石，也不要拒绝不属于人类的其他生灵。总之，敞开你的胸怀，尽你最大的努力，包容他们，援助他们，爱他们。”（p43）
萌萌去世后，她的丈夫追述了他与她的爱情。“1966年，萌萌17岁”，是这篇回忆录的第一句话。萌萌当时还是武汉一所中学的学生。众所周知，彼时的武汉情况特别复杂，酿出了许多震惊一时的大事。时代的洪流并不仅仅有意识形态，还有左翼的内部争论，有权力斗争，有地域分歧……用今天的眼光看，这对情侣其实都是比较单纯且坚定的左翼理想主义者，因为贴了两张主张工代会监督革委会的大字报，两人就此被时代挟裹，入狱、被批斗并被“流放”到湖北最艰苦的大山里，同时还“陷我们的父母兄弟于灾难；并使我们的知青伙伴和亲戚朋友长久地生活在苦难之中”（《萌萌集》第一卷，p51）“哥哥遭迫害致死”（《萌萌集》第一卷，p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