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站在毛主席身后的女人，背景如此厉害在中国近代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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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这样一位女性，她出生于显赫的曾国藩家族，她是叶剑英元帅的第三任妻子，她是邓颖超和宋庆龄的秘书。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她曾与领导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开创历史，并且就站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身后，她是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的女委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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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求学时追求个性解放，年少投身革命，解放后又致力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她在革命中辗转流离，她在感情上饱经风霜，一生坚强无比。

她叫曾宪植，湖南湘乡人，是曾国藩九弟曾国荃的第五代孙，生于1910年，小叶剑英13岁。

众多中共元老夫人中，像王光美、卓琳那样出身富豪者有之，如江青那样年轻时依仗个人姿色心计而留名者有之；如张茜那样容貌出众而又堪为贤妻良母者亦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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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们中间家庭门第最高者，远无法与曾国藩这一中国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顶尖家族相比；她们中间容貌最出众者，在曾宪植面前也会黯然失色。

更何况，曾氏本人不但才貌双全，同时又生就一副侠肝义胆。抛开意识形态不论，单纯从家庭门第、坎坷经历和个人品行评价，曾宪植其人确实是众多中共革命大姐中最富有传奇色彩，同时也最具备人品和道德感召力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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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在广东开始他的第一次婚姻时，13岁的曾宪植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不但学习成绩总是居于前例，还是学校篮球队的投篮强手。

二十年代初中期的中国，女子进学堂尚还是”新生事物”，女学生打篮球无疑更为少见。曾宪植的叛逆性格由此可见一斑。

当时湖南女子第一师范的校长是中共革命老人徐特立（当时兼任一师毛泽东的老师，在《恰同学少年》中有具体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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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影响下，曾宪植于1927年一月投考了国民政府军官学校武汉分校的女生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女兵中的一员，不久即担任叶剑英所在的军官教导团准尉文书，并随叶剑英开往广州，参加广州起义。

起义失败后，转往香港从事地下活动。1928年春，不满十八岁的曾宪植正式加入中共共产党，随即与叶剑英结婚。

婚后，上级机关本来计划令曾氏随夫前往苏联留学，后因人数超额，曾氏便主动提出把名额让给别人。

接下来曾氏被派往海工作，就读于华南大学，不久即被捕。被地下党营救出狱后，惧于国内形势险恶，只身前往日本留学，却逢日本政府清查在日中国革命党人，不幸再次被捕。

好在其家庭出身委实显赫，日本人对曾国藩的后代居然另眼相待，这才逃此一劫。1931年曾氏回国后，有幸与叶剑英见面，并奉中央之命，双双前往中共苏区。

但成行之前，却又考虑到她长得实在太漂亮，担心化妆打扮后经过国民党封锁线时，容易惹人注目，夫妻只好再次分手，曾氏二次去了香港。

西安事变后，曾宪植奉调武汉新华日报工作，叶剑英以八路军驻南京代表身份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夫妻再次见面。

1938年初，曾氏怀了叶选宁后三进香港，于当年十月在香港生下了她这一生中唯一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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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将未满周岁的儿子辗转送回了湖南湘乡老家荷叶大夫第，独自来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叶剑英在南岳游击训练班任教官时，曾下山到大夫第看望儿子。

1950年才将儿子接到北京。其子叶选宁在荷叶住了11年，受到了良好的曾氏家塾教育。

1941年，曾宪植赴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后来根据党组织的分配做过妇女统战等方面的工作。

开国大典时，搀扶宋庆龄与毛主席朱老总登上天安门的就是曾宪植，当天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周总理旁边的女士就是她，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的玄孙女曾宪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一直在全国妇联，先后任副秘书长、书记处书记、党组副书记、机关党委书记等职。

1978年9月，在全国第四次妇女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并再次担任妇联党组副书记。

1989年10月11日病逝，20日在广州举行了向遗体告别仪式。X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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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叱咤风云的将帅之中，唯一的一位女少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她就是47岁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部长李贞。为维持生计，李贞6岁那年，母亲含泪把她卖给人家当童养媳，16岁时她被迫与丈夫举行了旧式婚礼。

“李贞一共有三段婚姻，前两段都很坎坷。与甘泗淇结婚后，她才找到真正的幸福。”关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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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27日下午，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予军衔仪式在北京举行。在众多叱咤风云的将帅之中，唯一的一位女少将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她就是47岁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部长李贞。

更令人惊喜的是，李贞的丈夫甘泗淇被授予上将军衔。在1000余名开国将帅当中，甘泗淇、李贞夫妇是唯一的将军夫妻。

“在李贞将星闪耀的背后，是她出生入死的战斗历程和廉洁奉公的公仆情怀。”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关泠说。

李贞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她的父母一共生了6个女儿，父亲在她最小的妹妹出生后便病逝。为维持生计，李贞6岁那年，母亲含泪把她卖给人家当童养媳，16岁时她被迫与丈夫举行了旧式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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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婚姻不幸的的李贞决心“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参加了妇女协会，不久担任了乡妇女协会委员长。第二年，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后，李贞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湘赣和湘鄂川黔根据地反“围剿”斗争、红军长征，曾任湘鄂川黔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李贞常说：“是党给了我信心和力量。”战斗中，她总是身先士卒，不怕牺牲，英勇顽强。

抗日战争时期，李贞奔赴抗日前线，历任八路军妇女学校校长、八路军第120师直属政治处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组织部组织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她历任晋绥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西北野战军政治部秘书长等职，参加了保卫延安和解放大西北等重大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先后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秘书长、防空军政治部干部部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总政治部组织部顾问等职。

“李贞一共有三段婚姻，前两段都很坎坷。与甘泗淇结婚后，她才找到真正的幸福。”关泠说。

1935年元旦，李贞和甘泗淇结为夫妻。过草地时，怀孕的李贞早产，孩子也因营养不良夭折。孩子夭折、产后虚脱、疾患侵袭，重重打击之下，李贞病倒，还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

后来，甘泗淇、李贞夫妇抚养了20多位烈士遗孤，把爱无私地奉献给了孩子们。

李贞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战争年代十分艰苦，现在条件好了，我们不能贪图享受，丢掉艰苦奋斗的好传统。”

1990年3月11日，李贞走完82年的光辉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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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含泪为李贞清理遗物时发现，这位参加革命64载的女将军，除了记录她赫赫战功的4枚勋章外，其他的遗物简单到称得上“一贫如洗”——

四把用了15年仍舍不得扔掉的旧藤椅，一个用了整整40年的行军箱，11000元人民币、2500元国库券，战争年代留下的两根小金条……

李贞在遗嘱中这样安排她的遗物：一根金条捐给自己的家乡浏阳县，另一根捐给甘泗淇的家乡宁乡县，用于发展教育事业；存款一分为二，一部分捐送北京市少年宫，一部分作为自己的党费上交组织。

看着李贞的遗物清单，在场的工作人员无不失声痛哭。

在中国近代史上，胡兰畦与国共两党许多名人都有密切的关系，可谓一位传奇的“文小姐”、“武将军”、“绝世佳人”。她曾被蒋介石驱逐出国，在德国留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曾坐过纳粹德国的监狱，为苏联大文豪高尔基执绋，在抗战期间又被蒋介石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位获得少将军衔的女性。

茅盾在他的长篇小说《虹》中，将这位反叛封建家庭的娇美而刚毅的胡兰畦作为生活原型，塑造和刻画成“五四”以来成都新女性代表梅行素。然而，就是这位胡兰畦将军与陈毅元帅，还有着一段“互等三年”又遭项英棒打“鸳鸯”的刻骨铭心恋情，却很少有人知道。

胡兰畦才貌双全，据说，四川军阀杨森曾想娶她做小老婆，被断然拒绝。1920年，父亲将她许给了表哥杨固之，2年后两人解除了婚姻关系。1922年，胡兰畦考入川南师范学校。这一年，从法国回来的陈毅担任重庆《新蜀报》的主笔，胡兰畦就是受他文章鼓舞的青年中的一个。她直接到报馆找陈毅，从此二人成了亲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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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胡兰畦投考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陈毅也被派到学校任中共党团书记，两人重逢，之后又辗转分开。“将军为何多憔悴？半为兰畦半为茜。”当年新四军军部顾问朱克靖这首调侃陈毅的诗中，“兰畦”就是指胡兰畦，“茜”指的是后来成为陈毅妻子的张茜。

全面抗战爆发后，早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胡兰畦组建了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由于影响甚大，她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少将指导员。1938年初，胡兰畦率服务团来到南昌。此时，陈毅也在南昌组建新四军。久别重逢，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对于两人的恋情，《民国大腕》这样描述：“陈毅在南昌与胡兰畦遂订白首之盟。然而组织上不同意，新四军大当家的项英，亲自找胡兰畦谈话，说二人倘若结婚，胡的党员身份就暴露了，她这个国民党的将军，还是留在国民党部队里对革命更有贡献。二人痛哭而别。陈毅致信胡兰畦说：马革裹尸是壮烈牺牲；从容就义是沉默牺牲，为了革命，我们就吃下这杯苦酒吧。假如我们三年内不能结合，就各人自由，互不干涉。”

两人再次接触已到1949年，上海解放，陈毅当了市长。胡兰畦写信要见他，接待她的却是副市长潘汉年，这时，陈毅已儿女成群了。胡兰畦再没有婚育，解放后，她被安排到北京工业学院从事后勤工作。1994年12月13日，胡兰畦在成都逝世，享年93岁。

建国后，刘少奇虽然短时间兼任过军委副主席，不久又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他虽然与粟裕相交不多，但他并未忘记这位老部下。

1951年11月12日，粟裕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第二副总参谋长。进京之前，他请假半个月，到上海治疗右臂内残留弹头处的发炎。

11月25日晚上，正在上海视察与疗养的刘少奇得知这一消息后，偕夫人王光美"猥自枉屈"，突然造访粟裕的驻地。粟裕的秘书鞠开马上进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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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时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军委副主席，可谓位高权重。粟裕深感意外，连忙到大门口迎候，说："少奇同志，应该下级看上级，岂有上级看下级之礼。真是不敢当啊！"

刘少奇接过粟裕的话，爽朗地笑道："怎么没有啊？今天，我和王光美同志来看你，不就有了吗？"

粟裕也笑了。随后，两人互相慰问，畅谈甚欢。

有来当有往，尽管相隔久远了一点。1954年5月19日晚上，粟裕也到刘少奇家拜访。

不久，刘少奇要求粟裕将所负责指导的各兵种、各部门以及有密切关联部门的情况和问题，向他和中共中央汇报一次。

粟裕随即向刘少奇提交了报告，分别汇报了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防空部队、公安部队以及全军装备情况的现状，五年计划和远景、存在的问题和措施，并且汇报了1954年各兵种及作战部的情况。

报告中，粟裕还建议："今后应主要加强海、空军，而最近十年或十余年内尤以加强空军为主。"

1955年全军授衔，在粟裕早已提出辞帅并获毛泽东批准后的9月9日，负责决定元帅人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即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召开会议，有关元帅军衔授予问题成为议题之一。两天后的晚上，中央书记处又召开会议，再次专门讨论元帅军衔授予问题。

会上，刘少奇提出对陈毅授衔元帅的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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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的1954年9月，陈毅被任命国务院副总理，分工为常务副总理，兼管科学院、政法、文化，并"准备做外交工作"。1955年5月，国务院再次分工，确定陈毅分管第一、第二办公室、民族事务和科学、卫生工作。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因工作重心在地方而不授衔的标准，陈毅显然也可以不授衔。

而如果陈毅不授衔，那么南方红军游击队、新四军以及华东野战军(三野)必然要有一位其他代表授衔元帅，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粟裕将再次成为当然人选。

显然，刘少奇在给粟裕争取授衔元帅的最后机会。

但这两次元帅人选最后确定的会议，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周恩来均因正在北戴河疗养而未参加，当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央办公厅主任征求他的意见时，周恩来主张给陈毅授元帅衔。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55年9月11日，周(恩来)致函，主张给陈毅授帅，认为给陈(毅)授帅，对陈(毅)现在和将来的工作都没什么影响。"

周恩来还引用了苏联布尔加宁的例子。他说："军衔授予，对陈毅同志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均无不便之处，平时可以不穿军服(必要时穿)。苏联的布尔加宁同志也有元帅衔，现在他做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就不常用元帅的头衔了。可以说是一个例子。"

因为周恩来的坚持，刘少奇的异议未被书记处通过，粟裕也因此与军人的最高荣誉--元帅军衔再次失之交臂。

1959年庐山会议上，一年前批判粟裕的彭德怀被打倒。他曾向毛泽东施加影响，说粟裕"里通外国"，引起毛泽东的震怒，不久就解除了粟裕的总参谋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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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才过一年，"里通外国"的帽子被如法炮制，也扣到了"始作俑者"彭德怀头上。毛泽东生气地说："其他一切都好谈，里通外国就难办了。"与上一年对粟裕的震怒如出一辙。

会议期间的一个下午，时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找到粟裕，关切地说："1958年的事你也可以说说嘛。"

他是粟裕两让司令一让元帅的见证人，当然不相信这位老部下是什么"极端个人主义者"、"里通外国"。因此，他要粟裕提出申诉，恢复被泼了脏水的个人名誉。

不过，粟裕只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却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出自己的问题，坚信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以说明自己的清白。

说到“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冤案，胡耀邦曾不止一次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

这位陈大姐是何许人也？她怎么敢在那样的情势下公然唱反调？

1968年11月1日，干冷的北风吹得北京城格外寒冷。全城的广播喇叭里都播放着同一个声音：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于10月31日在北京胜利闭幕。萧瑟的寒风中，人们断断续续可以听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非常及时……”“刘少奇……叛徒……一致决议，……永远开除党籍……”

就在全国的宣传机器宣传“一致通过”的时候，一位像农村老太太打扮的老战士，用手中的拐杖敲着地，对来探望她的人说：“一致个屁，我就没举手！”她就是陈少敏。

陈少敏1928年入党，是七届、八届中央委员，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她是带病参加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她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关节炎，腿脚已经很不利落。按照医生的“判决”，她已经“病入膏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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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开会很少使用投票的办法进行表决，而且也没有现在的电子计算机显示计票，通常采用的方法是鼓掌或举手表决。陈少敏记得那次决定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大会，就是采用举手表决的方式。当播音员宣读完《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便开始举手表决了。

“同意的请举手！”

会堂里的手臂先后举了起来。有人举过头顶，有人借助桌面举起，也有人不那么情愿地抬起臂膀……

“好，一致通过。”

此时此刻，陈少敏没有举手。她用右手紧紧捂住左胸，以这种特定的方式，表示自己鲜明的态度。

事后，那位戴眼镜的“康老”，阴沉着脸找到陈少敏，问她说：“你为什么不举手？”

康生当时虽然“位高权大”，但陈少敏并不怕他。回答说：“这是我的权利！”

陈少敏的态度，令不少关心她的人担心。陈少敏的司机项怀玺至今记得很清楚，散会那天，他去接陈大姐，见她脸色很难看，就问：“大姐，你不舒服吗？”

“不是。今天开会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我不同意。”项怀玺知道，这次是中央的全会，是不能有不同意见的。于是就说：“大姐，你不举手，他们会不会……”

陈少敏还是那句话：“这是我的权利！”

陈少敏在这件事情之后得到了这样的评价：政治觉悟还不如农村老太太高。

从1967年开始，陈少敏就成了冲击对象。扣在她头上的帽子很多，什么“刘少奇在全国总工会的代理人”、“中原突围时的叛徒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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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届十一中全会时，陈少敏才明白这场运动要打倒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她很愤慨，从理智到感情，都不能接受。开会休息时，她有意坐在刘少奇的身边，同他谈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以此安慰少奇同志。

十一中全会散会后，全国总工会的一些同志到陈少敏家中，想请她谈谈十一中全会的“内部情况”。她告诉同志们，少奇挨批是真的。说着说着，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她流泪的消息传了出去，有些人就给她扣上“刘少奇黑线上的重要人物”的帽子。

可是，不管怎么挨批，陈少敏坚决不写揭发刘少奇的任何材料，她对来索要材料的造反派说：“刘少奇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那场“红色风暴”中，陈少敏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原则，不曾改变，尽管她因此受到了更大的迫害，但她没有后悔过。

在经历过革命战争的老一辈共产党员中，人称“陈大姐”的陈少敏享有很高的威望。毛泽东曾称赞她是“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沙场上，她又是一员杰出的女将，中原解放区的开拓者之一。

这位女革命家的高风亮节，多年来一直被人们怀念和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