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视的“新留守”现象近十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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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的“新留守”现象。农民|留守老人|农民工|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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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以来，中部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家乡的地级市，主要是在县城购买商品房，主要用于居住、小孩上学和投资等。当地称这种现象为“返乡置业”。“新留守”就是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置业后产生的一个新现象。

目前中国对农村留守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问题。留守老人生活来源基本是外出子女和自己劳动收入，但养老保障水平低，子女供养经济水平也很低，生活条件难以得到明显改善。留守老人基本是独居或带着孙辈共同居住，既要照顾自己，又要扶养孙辈，生活压力大。而农民工外出后即使回到村上，也难以适应农村生活，代沟增大，与留守老人分居的可能性增加。与农村留守老人类似，农村留守妇女存在着经济上、生活上和心理上等多方面的困境。她们承担着农村劳动力的工作，是社会弱势群体，留守妇女对社会有较大影响，要给予社会支持。要发挥社会工作的优势，加强农村妇联和社会组织的作用。不过有人认为，当前留守妇女问题的研究存在概念模糊、理论深度不够，缺乏对她们的多元关注，忽视了与之相关的利益群体的分析。留守儿童问题也非常多，从结构和制度上来说，留守儿童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面临很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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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留守问题，农民工家庭自身也会做出调适，他们可能会返乡，农民工返乡意愿主要由探亲和照顾家庭等社会因素决定，经济因素对返乡意愿影响非常小。留守人口的年龄、教育水平、购房情况等因素使留守家庭成员期待外出农民工回流，感情需要和家庭团圆观念是留守家庭期望外出农民工回流最重要因素。有人主张，要解决留守问题，政府要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式解决留守家庭和留守群体，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问题。也有研究者认为，单个农民工外出引发的留守问题巨大，可以采取措施促进他们在“ 家门口就业”，建立亲情“GDP”解决留守问题。还有人指出，农村留守家庭结构类型和地域特征都存在差异，西部留守家庭比例高，留守群体数量大，因此，要制定针对性政策，解决西部地区留守家庭问题。

为了解决与家庭的分离问题，农民工也会采用家庭化迁移方式。有研究发现，农民工家庭迁移人数众多，迁移模式以夫妻带子女方式为主，迁移时间间隔也在缩短。农民工家庭整体迁移或外出家庭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子女在城市中受的教育要优于留守家庭的子女。要制定合理的政策将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问题结合起来解决，适应我国农民工流动呈家庭化趋势。通过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比较认为，农民工家庭中其他人口并未转移入城市，公共服务制度和农村财产制度制约了他们的转移，要改变现在的制度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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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江苏和广东的农民工调查，认为家庭迁移的农民工已经退出农业生产，大多具有永久迁移倾向，目前最大问题是缺乏制度支持。家庭式迁移有利于农村土地流转，也造成了农村房屋的闲置。政府要建立相关制度降低农民工家庭迁移的风险，使之遇到风险不再依赖农村，这不但可以促进农民工家庭的市民化，也可以实现土地的长期流转。通过调查认为，年青一代农民工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不会再回到农村，为了适应这种状态，农民工家庭结构发生了变迁，其功能也为农民工家庭适应城市作好了调节。最终可能会为年青一代的农民工融入城市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农民工家庭化方式流入城市，是符合社会发展方向，与我国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相一致。

关注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问题，大多从应然出发，认为农民工(包括第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应该在城市入学，享受公平教育，但儿童问题本质上是农民工问题，他们能否在城市有稳定的工作和住房是前提。农民工留城意愿与留城能力也是两个问题。对农村留守老人问题，也有很多动态的研究。比如老人随子女在城市生活的问题，但相关的研究不但比较少，而且没有更深入的讨论。更不用说“新留守”现象了。对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关注到了他们在农村生活的清苦，没有动态地反映随着家庭收入增加，在县城买房后的生活提高的状态。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大多已经不再是农村留守了，而是转移到家乡县城的“新留守”。这方面的研究非常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