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启功先生题字四则这个题目有问题。但又确实该是这么个题

一、刘心武：请启功题字

这个题目有问题。但又确实该是这么个题目。怎么回事?听我絮絮道来。

我虽然出生在成都，祖籍却是四川省安岳县。安岳这个地方知名度不高。一位同乡夸张地说，历史上安岳属于“兵家必弃之地”，烽烟在远处，那里还很安静，却已改朝换代，大局定鼎，新政权派人去接收就是。前些年有人问我究竟祖籍哪里，怕说安岳他耳生，就说是内江，但近年来同乡告知我，安岳已不再属于内江，改辖资阳，一处地方行政归属变来变去，可见总如舞台上的配角。有人问我是否回过祖籍，四十多年前回过，印象最深的，是在县城理发馆理发，大热天，没有电扇，理发师一边给我理发，一边踩动座椅下的机关，那机关以绳索滑轮牵动，将座椅背后墙面上用十几把蒲扇缝在一起构成的巨扇，于张合之中，形成习习凉风。这情形我至少跟两位影视导演讲过，都说绝妙，大可摄入剧中，但至今也还没见他们采用。改革开放以后，安岳随全国一起进步，有从意大利归来的安岳人，先引进了西西里柠檬，后来又培植出从美国引进的尤力克品种，所产柠檬品质超越原产地，如今安岳已是知名的柠檬之乡，有一天在超市听一顾客问布货员:“这柠檬肯定是安岳的吗?”回答:“那当然。”我就忍不住插嘴:“我家乡的。比进口的还好。”

二十几年前的一天，忽然有安岳县政府的人士来北京找到我家，老乡见老乡，虽没泪汪汪，确也热中肠。我问家乡变化，他们细说端详。最后告诉我，县里要盖第一个宾馆，想请北京的书法大家启功题写“安岳宾馆”四个字，他们觉得，我笃定能够面见启功，为家乡实现这一心愿。我令他们深深失望了。我坦言与启功先生并无交往，而且就我所知，启功八十满寿前宣布不再为人题字，虽然我亟欲为家乡效劳，但此事真真爱莫能助。

家乡人来是一盆火，去是一桶冰。但生活还要继续，我在强烈的内疚煎熬下，依然写作。那时我开始把自己阅读思考《红楼梦》的心得，写成一些短文，投给杂志和报纸副刊，《大观园的帐幔帘子》一文被某杂志退回，又投到《团结报》副刊一试，没想到编辑韩宗燕不仅容纳，还约我开一个《红楼边角》的专栏，给我从“边角”入手阐释《红楼梦》的机会。韩宗燕到我家来，我问她怎么会容纳别处的退稿，她就告诉我，她父亲，曾是天津《新港》杂志的编辑，有一天收到一篇来稿，是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读后未觉达标，便退稿，没曾想王蒙的小说没多久就在《人民文学》刊出，题目调整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轰动了全国，后来更成为文学史上必录、大学课堂上必讲的里程碑作品。韩宗燕女承父业后，父亲就总以此事告诫她，做编辑一定要突破“既定标准”，对“不规范”而“眼生”的文字格外重视，否则必有遗珠之恨。那时周汝昌先生从《团结报》上看到我《红楼边角》的短文，竟大为赞赏，除著文公开表扬，还开始跟我通信，我走上研红之路，正是周先生引领。而另一位学者张中行，红学虽非他主业，也涉猎不浅，看过我的《红楼边角》，竟表示愿与我面谈，韩宗燕便出面约我与中行先生在北海仿膳小酌闲聊。

跑题了吗?没跑。我和中行先生闲聊中，报出心中郁闷，就是家乡来人想请启功先生题字，而我竟无能为力。中行先生就笑:“你怎么不早说?请他题字，求我就好！”我喜出望外:“真的?启功先生不是声明，他再不题字了吗?”中行先生就说:“声明有效！不过偶有例外。我让他题，他必定题！”我端起酒杯敬他，自己一饮而尽。

与行公畅饮后，我立即与安岳方面联系，他们说还是联络不到启功先生，我就告诉他们我有线索了，他们欣喜若狂，我说一旦得到启功先生墨宝，第一时间通知他们，双手奉献亲爱的故乡。

那时行公的忘年交靳飞也跟我交往，他和日本波多野真矢喜结良缘，波多野真矢祖父波多野乾一著有中国京剧史，她不仅一口京片子，还把中国昆曲、京剧剧本翻译到日本，自己也能登台演唱，他们在东四宾馆完全按中国传统形式办婚事，新娘子乘花轿到场，靳飞长袍马褂，来宾里三联书店的范用也穿长衫，我近前祝贺，靳飞笑问我愿不愿穿长衫?新娘子说我穿长衫再围长围巾会“非常来劲儿”，打趣中，瘦高的行公到了，是来主婚的，他呢，却是一身西服革履，斜戴顶猩红的法兰西帽，笑嘻嘻跟我握手，问:“还认得出吗?”呀！这才看出，他拉双眼皮了！那年他已逾八十，竟风流倜傥宛若翩翩少年。婚宴中我瞅空问行公，启功先生真能题写那四个字吗?他告诉我:“启功慢性子，不过，慢工可是出细活呀！”我就心想，究竟得等到多咋，才能让故乡引颈以待的人士笑逐颜开呢?

没想到只过数日，靳飞飘然而至，说行公让他给我送启功墨宝来了！“安岳宾馆”四个字和签名一望就是启功独有的风格。靳飞也是来道别，他要跟媳妇去日本，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实事。送走靳飞，我立马给安岳方面打电话，他们有仍在京城的，说当天就来取墨宝。傍晚故乡的人士到了，往我单元里搬进三箱十八瓶茅台酒，说两箱是给启功的酬谢，一箱是奖赏我的，我把墨宝交付他们，告诉他们三箱美酒都应送给启功先生。但是我自己并不知道启功先生住在哪里，可如何转交?只好致电尚未动身的靳飞，他正好跟行公在一起，转达行公的话:“启功不会喝酒，给他干什么?都给我搬来，我留着喝！”靳飞后来果然来把三箱酒搬去交付了行公，行公则让他送来签名盖章的赠书《负暄琐话》《禅外说禅》，于我是茅台酒不可相比的珍品。靳飞就告诉我，行公与启功非一般交情，在人生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相濡以沫，如今生正逢时，更嘤鸣相应，若非行公代我求字，那是哪怕天皇老子去索，启功也是懒得搭理的啊。

说了归齐，我直到启功先生2005年九十三岁驾鹤西去，仍未见到过他。这篇文章题目中的大主角竟无从亮相。但文中的流年碎影，读来或可破闷。读者诸君都可从网络上查到安岳宾馆的照片，那镌在楼墙上的启功题字，确确实实是经我手递交给故乡的呀。

二、振东：启功老师为我题字

我与启功老师相识于北京东琉璃厂的宝古斋。那时是1985年的夏天，我在北京市文物公司宝古斋工作。负责近百年名家书画的保管销售工作。其中有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陈半丁、吴湖帆、翁同和等名家的真迹。启功先生一次自己漫游我店。我热情地接待了他。给启功老师斟上了西湖龙井茶。当启功老师看到我的书画作品后，觉得功力不错、灵气很足。很高兴地对我说:“以后可以到我的住家，北师大宿舍6号楼找我。我给你指导。”启功老师把自家的电话写在一张白卡纸上，注上了地址。

对启功老师谦逊、热情、平易近人、勉励后学的学者精神，我由衷的感激、敬佩。

第一次到启功老师家，我感到满屋的书卷之气。先生的三居室书柜里摆满了各种书籍，门上匾额是坚净居，卧室为掠光掠影楼。我把我的作品资料相册拿给启功老师看，请老师指教。启功先生很认真的每一幅观察、品评。

指着其中一张我临摹沈周的山水《清溪垂钓图》说，这是精勤，又指着一幅我大写意画的颐和园带桥说，这是方便。意思是说这幅画的草率、图省事，不精彩。说我的书法学欧字扎实、间架、用笔到位。行书王羲之兰亭序的临习也较为精到。我请启功老师即兴题几字，先生略一沉思，提笔在一张信筏上写下了“业有精勤，学无方便”，振东同志画册，启功题。并盖上了三个小型常用印。

第二次去启功老师家是我在我的山水画作品上写的，我画的是《土林交响曲》，启功老师题字，曲奏无声，画为无声诗，著人高论也。启功题。这是一幅装裱好的轴画。

第三次是我举办首次个人书画展时，我请启功老师为我写的展名《振东书画展》。启功老师很严格，我问启功老师为什么不在五个大字的右侧题上您的名字呢？启功老师说右边的字笔画较多，题名显零乱。盖上一个名印最显均衡。由此可见一个著名学者的治学严谨、大家风范。

第四次为我题字是一首山水诗。启功老师早晨在电视上看到了我的展览新闻，是北京电视台播出的。我当时是二十六岁。启功老师说“效果很好！作品不错！很有个人风格，以后要继续努力”！这次题的诗为:山色由人随处有，水光籍纸本来无。笔端造化原如此，何必王维雪意图。镂石同志两正，启功生于首都。三个常用印。我字为镂石。我入书法家协会是启功老师推荐的。那天我和朋友曾翔一起到北京的花园路医院高干病房看望启功老师。先生躺在病床上拿着中国书协组织部推荐书上写道:同意以上意见，建议振东同志入会。启功1989年1月。

我跟启功老师不光学到了书画艺术，而且也学到了先生为人处世，谦虚治学的精神。

张立：请启功先生题字

１９９７年，我负责编辑的副刊版面《时代风流》改版，时任本网文艺副刊部主任的杨振侠建议请一位书法家为版面题字。当时我跨出大学校门还不满两年，说话不知天高地厚，随口便道：请中国书法家协会会长启功来写吧。

话出了口，我心里却没有底——除了知道启功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长外，我只知道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但这些都是公开的信息，每个人都能查得到，我怎么才能求得他的字呢？说来也巧，当时我正在北京一所英语学校学习口语，班上有位同学，她的父亲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我便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她。没想到，这位同学告诉我，启功先生从不摆名人架子，凡是请他题字的人，他都会尽量满足，而且不收报酬，请他题字应当没问题。她给了我启功先生秘书侯刚的电话，让我自己去联系。我对她的话将信将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拨通了电话。侯秘书听我说明情况后，要我带上单位的介绍信去北京师范大学找他。

当我来到北京师范大学，见到侯秘书时，禁不住吃了一惊：眼前这位秘书竟是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大概６０来岁，身材瘦削，精神矍铄。我定下神暗自思量，启功先生已经８６岁了，他的秘书６０来岁乃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足为怪。侯秘书看了我出示的单位介绍信，便让我把请启功先生题字的内容写在一本记事簿上。我发现，这本记事簿上记的都是一些机关、企事业单位请启功先生题字的内容，满满当当已写了不少。我当时希望启功先生能为版面题写刊头，便写下“时代风流”四个字，然后注明单位名称“检察日报社文艺副刊部”及我的联系电话。我写完后，侯秘书给我一张他的名片，告诉我他会尽快把我的要求转告启功先生，让我耐心等待便是了。侯秘书的那张名片我一直保留至今，上面没有写他的职务，单位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办公室。

大概过了两个星期，侯秘书打来电话，说启功先生已经题好字了，我可以去取了。我当时的心情实在是兴奋，盛夏的阳光照在身上，我却浑然不觉得热，兴冲冲直奔北京师范大学。又见到侯秘书，他交给我一张叠好的宣纸。我打开一看，启功先生没有题写“时代风流”四个字，而是写了“公正廉明国之柱石”八个字，抬头是“检察日报文艺副刊补白”，落款为“一九九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启功敬颂”，语气很谦逊，纸的左下方是一方鲜红的印章。字字笔秀神清，典雅遒劲。侯秘书告诉我，启功先生很忙，见他一面不易。我便请侯秘书代为向启功先生问好并致谢，然后满心欢喜地回到报社，把题字交给了报社领导。

启功先生的题字很快便在《检察日报》上刊登，我还因此受到表扬。高兴之余，我心中充满了感激，是启功先生不摆架子、不计名利的作风，让我这个从未与之谋面的报社编辑不花分文求得他的墨宝。以后，每当看到北京一些高楼大厦、古典门脸上悬有启功先生书写的匾额时，我就备感亲切。

启功先生逝世以来，他的许多师友、同事、学生纷纷撰写纪念文章，不少文章提到启功先生淡泊名利、平易近人，傲气和名人作派在他身上很难找到，他的谦和与平民性格是有口皆碑的。启功先生的学生王得后在文章中讲：“我亲见老师在东来顺出席宴会，厨师听说了兴冲冲拿着纸笔出来请他题字，他笑呵呵地一个一个给写的情景。”多么可爱可敬的老人！而我这段带有几分“传奇色彩”的求字经历，也恰恰反映了启功先生的这一伟大人格。

吴昊：启功先生为我题写书名

1987年，我的第二本杂文集编成，取名《搔痒集》。我当时在人民日报国内政治部工作，部里的杜淑颖同志知道后，她说可以找启功先生题写书名。我虽然无意高攀名人大家，但杜说她和启先生熟，不妨一试，于是我同意了。

杜淑颖同志笔名晓渡，人民日报老编辑、老记者，她生前的新闻作品在当时颇有影响。她和启功先生怎么认识，什么关系，我不清楚。大约过了一个月，她说，启功先生知道你，他读过你的文章，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要叫《搔痒集》，鲁迅先生说杂文是投枪匕首，“搔痒”岂不是丧失了杂文的战斗力？为了回答先生的疑问，我把我的情况和想法写给了先生：

鲁迅先生以来，人们总是把杂文比作投枪匕首，我最近几年虽然也学着写了些，但功底不行，才力也不行，即或是针对时弊，也不过是小打小闹类似搔痒而已。当然，这个集子取名搔痒，还有另外的意思，现在的社会不同于解放前，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是自己人的问题，总以投枪匕首见，人家会说你立场有问题，有时亮出个手术刀，还有人说那是“杀人的利器”。因此，鉴于时代环境，鉴于人们对杂文的认知，鉴于我的水平，当然也是鉴于过去的教训，我只能搔痒而已。

真的搔到痒处，也非易事。当然，我不会像丫头给老爷太太那样搔。我是有痒才搔，搔得合适，你舒服，我也舒服，不合适呢，对不起，下次再搔。用力过了，见了血，我会说声“对不起”。

另外，我虽常常搔痒，但有两点是不肯为的，一是“隔靴搔痒”，二是“头痒搔足”。谁的就是谁的，指桑骂槐，老虎为害打苍蝇，老虎为害和猫算账，有违本人之宗，我不干。

启先生了解了我的意思后，立即给我题写了两个书名，一横，一竖，寄给了晓渡同志，信中说，如不妥，可以再写。直到先生离世，我也无缘面见先生，没对先生说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掏一分润格费。只是对先生的文品人品有了更深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