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松 | 作为人文批判的科学传播科学传播是从科学哲学和科学史领域之中

▲田松教授

作者田松（本号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责编许小编刘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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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科学传播是从科学哲学和科学史领域之中新兴的一个学术领域，它与传统科普和传播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对科学传播的历史脉络、学术渊源和基本学术理念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它与“科技传播”之间的异同，对这一领域的学术前景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

科学传播、科技传播、科学史、科学哲学、传播学

1科学传播≠科学＋传播

科学传播或者科技传播是一个正在兴起的与实践密切相关的学术领域，目前以“科技传播”名称出现的专著已有多部[2]，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已经开过五届[3]，并且已经出现了本科和研究生专业[4]。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或培训性质的机构[5]。成立于1989年的一个国际组织国际公众科技传播网（International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twork，简称PCST Network）在2005年6月与中国科协联合组织了“2005北京公众科技传播国际研讨会”，21个国家160余位学者与会，中国的相关学者开始直接与国际同行对话。以“科学传播”名称的出版物则有“北大科学传播丛书”，相关的学术工作不时出现在综合类、科技哲学、管理类等门类的学术刊物中。2006年底，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名下成立了“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

如何理解科学传播和科技传播，不同的学者，不同的机构有很大的差异。科学传播和科技传播这两个概念至今没有做特别的区分，但是在实际上应用中，可以看到不同的学者和机构表现出不同的用词偏好。本文首先对这两个词语进行梳理。

顾名思义，科学传播就是科学的传播。在我们这个科学时代，科学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因而，一般看来，科学传播的意义也是不言自明的。科学应该得到传播，得到效率高范围广的传播。然后，再讨论谁来传播，通过什么传播，传播什么，以及向谁传播。

这种顾名思义的理解常被称为广义的科学传播（或者说广义的科普），从受众对象上划分，它包括：1，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科学传播；2，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前者又可以细分为：1a本学科的科学教育与培养，1b同一学科领域的学术交流，1c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交流，1d科学领域与非科学领域之间的交流（这一项放于此处虽然不够恰当，但是个自然的延伸）。后者又可以细分为：2a基础教育中的科学教育，2b学校教育之外的科学传播。2b所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所谓传统科普就属于这部分内容。1和2之间的区分也不是截然分明的，比如1c和1d，在校园中常常表现为各种讲座，放在1中，顺理成章。然而，同样的内容表现为出版物，走向社会时，自然被纳入到科普的范畴，有时被称为高级科普，意为受众并非普通公众，而是有一定甚至有很高文化素养的公众。

在这样一种繁琐的词语辨析中，可以发现，各个构成部分并不具备内在的一致性，只是不同领域简单拼接，他们之所以被拼接在一起，仅仅是因为他们既沾上了科学（或技术），又沾上了传播。

如果一个词组能够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必然有超越于各个词语简单相加的意义。科学传播应该有其自己的内涵，这种意义下的科学传播，不是简单的科学＋传播。

2科学传播理念的提出

科学传播这个概念的提出与传统科普和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简称PUS）有着很强的关联。1999年10月17日，吴国盛在香山科学史发展战略会议上提出了“科学传播学”这个说法，并建议交大科学史系设立科学传播专业[6]。2000年，刘华杰和吴国盛陆续在大众传媒上发表文章或接受采访[7]，对传统科普进行了反思和批评，强调了一种更具包容力的科普理念，即科学传播。并指出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是科普（或科学传播）的三个不同阶段。刘华杰说：“称现代科普为‘科学传播’更合适，科学传播是比公众理解科学和传统科普更广泛的一个概念，前者包含后者。”[8] 吴国盛说：“我们提出‘科学传播’的概念，是把它看成科学普及的一个新的形态，是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一个扩展和延续。”[9]

这种对于传统科普的反思并不是孤立的[10]，它是延续至今的对科学本身所进行的文化反思的一部分。在此前后，也有一些今天被媒体称为科学文化人的学者写过很多文章。一般认为：传统科普是建立在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之上的，所隐含的前提是，科学必然是好的，是必然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力量。由于这种理念，传统科普在机制上是自上而下的；在心态上是俯视的、单向教化的；在知识形式上静态的；在内容上是以普及科学知识为主要目的的。而所谓现代科普则应该是平视的、双向交流的、动态的、以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活动为核心的。同时，现代科普的受众应该是全体国民，而不仅仅是传统科普所针对的“广大青少年”。科普的主体也不应该是传统科普强调的科学家群体，而应该是大众传媒。回过头看，这些文章都已经包含了今天所说的科学传播的主要内容。吴国盛和刘华杰都提出：科学传播不仅要普及科学知识，更要普及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不仅要让公众了解科学的正面价值，也要让公众了解科学的负面价值；科学传播的主体转移和多元化是必然趋势。吴国盛在文章中强调了科学与公众的互动，指出科学传统是一种文化建设，是科学与人文交融的过程。刘华杰在文章中指出：现代科普理念的变革要从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和传播学这四门基础理论中汲取资源。这些理念在近些年中都已经得到了普遍的接纳。

科学传播这种说法及其理念在2000年11月北京国际科普大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当时遭遇到了很强的反对。不仅很多传统科普工作者不能接受，许多持有相同理念的学者也不愿接受这种新的说法。从叙事策略上看，我们既可以使用一个新词取代旧词，也可以改造旧词，赋之以新的含意。这两种策略各有利弊，各有难易。现在看来，提出科学传播这一新的概念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此后，整个科学文化领域的思考逐渐深入，从理念上、实证上进行了更多的工作。科学传播这个概念逐渐在这个领域之内得到接受。但是，这个词在实际使用中一直是作为与传统科普不同的，与“现代科普”相当的一个概念。一进入具体的表述，也常常会采用前述词汇辨析的方法，进行穷举。2003年，吴国盛把科学传播划分为三个层面：科学界内部的科学传播，科学文化与其它文化的传播，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11] 这种表述仍有前述词汇辨析的痕迹，特殊之处在于把前面所说的1d单列出来，即所谓“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传播”，这种分层方式强调了科学的文化属性，体现了某种内在的理念。然而，作为科学传播自身的内在理念一直没有以非常明确的方式表达出来。

在很多时候，科学传播与传统科普的分野是明确的，然而，“科学传播”与“公众理解科学”之间的差异并没有得到明确的阐释，甚至有时候是混淆的。实际上，在我们表述科学传播与传统科普的理念差异时，所说的往往是公众理解科学与传统科普的理念差异。笔者曾在一篇文章直接说：“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传播是以公众理解科学的理念为核心的。”[12] 这其中包含了我们对公众理解科学的一些误解，也是由于科学传播理论本身尚在发展之中。

随着理论的积累，随着对国外公众理解科学情况的深入了解，科学传播自身的特性水到渠成般呈现出来。

3科学传播

与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传播这个线索并行的，还有另外一条“科技传播”的线索。从目前已经出版的科技传播之类的书籍，从已经召开的全国性科技传播学术会议的内容，以及从中国科技大学科技传播和科技政策系的教学设置来看，科技传播是从以前的科技新闻、科技出版中转化过来的。比如中科大科技传播专业的前身是编辑出版学，即从前的科技编辑专业。而五届全国科技传播研讨会的主办方都是中国科技新闻学会下设的科技传播研究会，会长孙宝寅是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可以看出，这条线索与我们所说的科学传播有着非常大的差异。鉴于这条线索所采用的名称大多是“科技传播”，就可以直接用“科技传播”和“科学传播”来命名两种名称相近（有时相混）但具有内在差异的学术理念，从而将这两个名词赋予不同的含意。毫无疑问，科技传播和科学传播之间存在着很多交叉，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借鉴。在2002年大连召开的第五届科技传播研讨会上，刘华杰和吴燕都曾到会发言，并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这可以视为科学传播和科技传播进行交流的一个开端。

科技传播和传统科普虽然也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没有直接的继承与否定的关系，又由于总体理念上的一致，没有直接的冲突。以往在我们表述我们与科技传播和传统科普的差异时，常常从“传播什么”这个问题着眼。在传统科普或者科技传播看来，科学是一个确定的对象，因而“传播什么”的问题已经解决。科技传播就是科学技术知识的传播，所以科技传播讨论的问题是“怎样传播”，怎样把这种确定的科学以更高的效率更好的效果传播出去，或者讨论有什么新的科技手段比如互联网来进行传播。但是在我们看来，“传播什么”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比如在我们看来，基础科学知识的普及是学校教育的任务，不应该是面向公众的科普的任务；同时，未被传统科普注意的科学的文化价值，所谓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以及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等更应该为公众所知；尤其我们强调，除了要认识到科学的正面价值，还要认识到科学所具有的破坏力量。针对大众传媒在科学传播问题上的现状，我们认为，更重要的问题不是怎样传播（how），而是传播什么（what）。

但是，这种说法虽然将科学传播与传统科普以及科技传播进行的区分，但是“传播什么”的问题并不是根本性的。需要解答的是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why）”的问题。

为什么传播科学，为什么科学传播？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会凸现出科学传播更深层的理念，使之有别于传统科普和科技传播，也有别于公众理解科学。

4 科学传播的理念的深入和明确

2004年2月，刘华杰发表文章[13]，从立场问题着手，使得科普、公众理解科学以及我们所谓的科学传播之间的差别明晰起来。刘华杰指出，传统科普是政府立场，公众理解科学是科学共同体立场，而科学传播则（应该）是公民立场。立场问题把后面的隐藏的利益机制明确地凸现出来。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科学传播也是与利益（interesting）相关的。

中国科普活动从1950年代开始纳入政府体制，并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县一级的专业科普系统——各级科协。科普的目标定位在提高公民的科学素养，提高劳动生产技能，从而提高综合国力。在这里，预期受益者首先是国家（政府），而不是公民。在这个意义上，刘华杰说传统科普是政府立场。

公众理解科学是英美等国家自1980年代开始的以科学共同体为主导的科学大众传播活动。中国学者对它的介绍是从1990年代逐渐展开的[14]。最初我们把它作为一种新的科普理念，并认为这种理念是与我们所说的科学传播一致的。随着介绍的深入，了解逐渐增多，发现公众理解科学的理念本身也在变化，并且不能完全被我们接受。

公共理解科学活动源于西方世界这样一个现实：由于全球性的环境污染、能源危机，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层面的负面效应，如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等，公众对科学技术产生了怀疑。而科学失去了公众的支持，就会失去了议会的财政预算，这是由于其社会体制所决定的。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发表了一份重要的报告，即《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15]。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预设是：公众之所以不支持科学，是因为对科学不了解，公众对科学的了解越多，就越会与专家的意见趋于一致，就越会支持科学。这就是著名的缺失模型（deficient model）。在公众理解科学中，公众被视为与科学共同体对等的主体，而不只是被动地接受科学普及的客体。公众有权知道科学共同体用纳税人的钱都做了什么，甚至公众作为一个整体最终决定了某一个项目能否实施。在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预期中，其首要的受益者是科学共同体。所以说，公众理解科学是科学共同体立场。

按照刘华杰的看法，科学传播的预期受益者应该是全体公民。这种说法当然具有更多政治正确的意味。仔细分析，则存在一些疑问。比较而言，政府和科学共同体都是相对明确的利益实体。而公民，由于概念过于庞大，反而没有明确的一致的利益要求。实际上，公民的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常常是有矛盾有冲突的。所以这里的公民立场不可以从现实的公民利益来理解，它实际上是指一种超越了具体利益集团的立场，尤其强调的是它的非政府立场和非科学共同体立场。另外，政府和科学共同体都是有组织的机构，它们能够提出并具体实施科普和公众理解科学，可以直接实现自身预期利益。而提出科学传播的是一部分学者，既不是有组织的机构，自身又不是预期的受益对象，与预期受益者也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学者能否站在公民立场之上，这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学术为天下公器，努力从超越性的立场看问题，正是学者的本份。

我们可以把科学传播的立场可以解读为学者视角，公民立场。

利益都是具体的，这种超越性的公民立场当然不会落实到具体的某一个公民的利益集团，必然是从全体公民的利益着眼。因而，这种超越性的公民立场必然是立足于未来的！而这种未来也不是从具体的某一个公民集团或者利益集团着眼的，而是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未来着眼的。

5 人文批判立场的科学传播

吴国盛将科学传播与传统科普的关系类比为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16]。还可以进一步把科学传播与科技传播或者传统科普之间的关系，类比于传播学批评学派和经验学派之间的关系。清华大学李彬教授认为，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分别体现了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17]和人本主义的价值理性。李彬有如下总结：

“经验学派着眼于事实判断，目的在于揭示传播活动的事实真相，进而把握其中的运行规律；而批判学派着眼于价值判断，目的在于探究传播活动的意义，从而为传播活动提供一种价值上的提高。”[18] “经验学派只关心把话传出去，传得越远越好，传得越广越好，即传播的效率越高越好。而批判学派则关心这个话的意义、意味与意蕴，即传播的价值越大越好。” [19]

“如果说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是现代社会的驱动系统，好比引擎、车轮等，那么人本主义和价值理性就是其操纵系统，恰似方向盘、刹车等。” [20] 但是，“随着现代化的迅猛发展，特别是随着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如两次世界大战）和自然问题（如生态恶化）日益逼近，这种对现代文明其平衡和制衡作用的思潮也随之发生越来越强劲、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 [21]“传播学批判学派，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下，秉承这样一类人文传统及其价值理性而发展起来的。”“批判学派不仅属于传播学的一大流派，同时更属于左右现代文明的一大思潮。” [22]

毫无疑问，我们的精神气质和学术视角与批判学派更为接近，我们从事科学传播的出发点也正是对于科学的、对于我们这个科学时代的文化批判。这种类比凸现了科学传播的某些根本性质，终于可以使我们就“为什么”的问题做一个综合的描述。

李彬还说：“从学科的渊源承继看，经验学派托庇于‘科学化’的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统计学等，而批判学派则隶属于‘精神化’的人文科学，如哲学、美学、文艺学、历史学、语言学等。”[23]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谁（who）在做”这个问题，就会发现科学传播同样与传播学批判学派有着强烈的相似之处。科学传播的倡导者大都具有这样两个特征：首先，他们大多是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领域的学者（或者是在这个领域受过教育的大众传媒及新闻出版的从业人员）；其次，这些学者与大众传媒和新闻出版行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直接从事具体的传播实践。吴国盛有过类似的归纳：

第一，“科学传播”或“科学文化”目前的实践者大都是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的社会研究界的学者，他们不是科学家，而是把自然科学作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人文两栖学者；第二，“科学传播”或“科学文化”目前的实践内容，不是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的社会研究领域里的纯学术工作，而是通过媒体从事大众与科学之间的沟通工作，按照传统的说法应属科普工作。[24]

这一部分人目前被大众媒体称为科学文化人。如果我们把这个领域称为科学文化界的话，科学文化人这种说法也是可以接受的。当然，我本人更愿意接受董光璧先生命名：科学人文主义者[25]。

作为科学人文主义者，我们正是本着对于科学的，对于我们这个科学时代的文化评判立场，投入到科学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之中的。

这个类比还可以继续下去，李彬说：“如果说经验学派是个‘科学家’，其兴奋点在于传播的规律；那么批判学派就是个‘美学家’，其兴奋点在于传播的意义。换句话说，经验学派注重的是‘如何’（how）传播，批判学派关心的是‘为何’（why）传播。” [26]

“为什么传播”这个问题是科学传播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科学传播有别于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以及科技传播的关键所在。

6 对现实的判断和对未来的预期

所有实践性的理论都是立足于对现实的判断和对于未来的预期的，而理论所提出的策略、方法，都是为了使现实平稳地、尽可能地演进到预期的未来。老子的思想指向小国寡民，孔子的思想则指向大同世界，他们对未来有各自的预期。自然，在各种理论并存时，那些与当下社会语境相符合的更容易被接受，从而得以实施。传统科普和公众理解科学也不例外，它们都有各自的对当下现实的判断和对未来的预期。

传统科普对中国现实的判断和对未来的预期与当时的社会总体氛围是一致的。在传统科普启动的1950年代，工业化、现代化是世界性的潮流。中国的国情被设定为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但是生产力低下，一穷二白。科学技术的普及在形而上的层面被认为能够开启民智，战胜愚昧。在形而下的层面上被认为能够提高国民素质，提高生产力，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整个社会预期的未来就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具体目标或者是“超英赶美”，或者是“苏联老大哥的今天”。这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判断和预期，也为传统科普所默认。至于人类的未来，传统科普最为形象最为全面的表述应该是叶永烈先生在《小灵通漫游未来》中描述的未来。需要注意的是，叶永烈在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他的身份是科普作家，而不是科幻作家。所以这个未来可以代表当时中国科普作家普遍的预期。长期以来，中国科普作家对于未来都持有强烈的乐观精神，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语境中，科学的发展是无限的，技术的发展是无限的，现代化的程度也是无限的。

然而，1960年代之后，整个世界对于现实的判断发生了变化。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资源是有限的，能源是有限的，发展是有限的；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以科学技术为主导的人类活动已经威胁到地球本身，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到一触即崩的地步，十分脆弱。在这种图景下，小灵通所漫游的未来注定是不可能的。同时，由于全球化的深入，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与自然生态的多样性都已经成为关注和保护的对象，越来越多的人也不再认为小灵通漫游的未来是美好的未来。从整个世界范围看，传统科普的现实判断和未来预期都失去了意义。同时，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科普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计划经济体制下设立的传统科普机构在市场经济中已经举步维艰，义务教育的普及使得传统科普所承担的普及基础科学知识的任务不再必要，媒体作为独立的利益实体正逐渐成为科学传播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科学传播应运而生。

在全球化必将到来的今天，身为知识分子，不能不忧虑人类的未来；身为中国知识分子，也不能不思考中国的未来。我们将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全球化？是美国文化的全球化，还是各种文化和谐共存的全球化？科学及其技术是否一定给我们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科学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这些问题不仅是学者要考虑的问题，也是公众要面对的问题。因而，对于科学以及我们这个科学时代的反思，不仅是科学传播得以成立的文化理念，也是科学传播的（主要）内容！

这种对于未来和现实的理解，对于科学时代的反思还在进行之中，我们并不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终极答案。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传播什么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世界在变，中国在变。科学传播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及其对未来的预期，与传统科普有着截然的不同。与公共理解科学在现实判断上虽然大致相同，但是在未来预期上必然有所差异。这是由于，我们所说的科学传播是中国的科学传播。

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今天决定的。那么，人类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未来，中国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未来，人类应该进入什么样的未来，中国应该进入什么样的未来？中国的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今天，在整个世界范围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们怎样避免我们不希望的未来，怎样走向我们期望的未来？

为什么要传播科学，传播什么样的科学，传播之后会怎样，充分传播之后中国会变成怎样？正是对于现实的判断和对未来的预期，决定了如何传播，传播什么，谁来传播，通过什么传播。

如前所述，所有的实践性理论，都必然建立在对现实的判断和对未来的预期上。只不过这种判断和预期常常被更大的社会氛围所左右，因而常常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而被人忽视，并不作为讨论对象单独出现——在某种缺省配置的设定下，现实和未来都是确定的，不需要讨论的。然而，从科普到公众理解科学再到科学传播，这些隐含的因素越发强烈地突显出来。那是因为，科学及其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越发重要，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影响越发强烈，强烈到使世界足以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使得未来不再遥远，而只是明天。它使得人类的未来预期与自然本身的冲突和矛盾，以及不同人类集团的未来预期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尖锐地凸现出来。从而使得未来本身不仅是理论的预期，也是理论所要讨论的对象。

事实上，在科学传播的概念刚刚提出的时候，就已经涉及到了关于未来的表述：

科学传播活动不只是科学界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的一种手段，也不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一厢情愿的单向活动，而是文化建设和塑造活动。它是通过全体人民的参与来决定科学怎么造福我们的民族，怎么样决定我们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生态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将是科学传播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不仅仅是让人们懂得生态学知识和环境科学知识的问题，而是人们参与来决定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科学，我们应该发展科学的那一方面的问题。我们的国家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我们的科学应该在什么程度上，什么限度内大大有益于我们的国家……[27]

对于未来，我们并没有明确的类似于小灵通漫游未来的那样一种想象。但是，我们预期的好的未来应该包含这样一些因素：存在原始的自然界，自然生态多样，文化生态多样，各民族和平共处，可持续的发展，人的主体具有价值…

7 科学传播的结构

在传统科普中，科学的传播是单向的，科学共同体是传播的主体，是核心，科学知识的传播就以科学共同体为中心向外扩散。这使得科学共同体能够以居高临下的态势面对公众。在公众理解科学中，强调了公众的主体性，并对公众、理解和科学这三个概念都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科学共同体降到了与公众平等的地位。但是，这种下降，只是政治正确意义上的，因为在对科学知识的拥有上，科学共同体必然要高于公众。公众理解科学早期的缺失模型与中国传统科普也无根本性的差别。在公众理解科学中，科学共同体之所以需要采取平等的态度面对公众，是由于其社会制度决定的，这种平等只能是政治上的平等，不可能是知识上的平等。

科学传播这个概念在提出的时候已经强调了科学传播的双向互动和内容形式的多元化，但是如何双向互动，吴国盛当时采用的是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解：

所谓双向互动，就是一方面科学家向非科学家大众传播科学知识，另一方面也参与科学知识的创造过程、参与科学政策的制定和科学体制的建立、与科学家一起共同塑造科学的恰当的角色。……公众有权利来评价科学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纳税人有权利来质问为什么他们的钱应该用于制造粒子加速器，或者用于制造宇宙飞船，而不是用来改造生态环境，消除大气污染。[28]

这样一种双向互动，显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科学家来普及知识，这个流向是可行的；而反过来的流向，“公众参与科学的创造过程，参与科学政策的制定和科学体制的建立”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这种说法虽然政治正确，但不具备现实的可能性。

同样，对于科普形式及内容的多样化，刘华杰指出：“既要有面向普通公众的科普，也要有面向知识阶层的科普。科学共同体内部也要接受科学传播，各分支学科之间需要不断沟通，行业间的科技普及和进展通报是必要的。”[29] 科学共同体仍然处于中心地位。当然，在刘华杰提出的科学传播主体结构模型[30]中，科学共同体只是与政府、媒体、公众并列的一元，但是这一元如何与其它各元构成平等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阐释，相反，在具体的描述中，这一元仍然是最强的。

前引吴国盛关于科学传播的三个层面中，包括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传播，科学与其它文化之间的传播，以及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在这三个层面中，科学共同体无疑是居于中心地位的。然而，只要科学共同体位居中心，双向互动的双向就不可能是平等的，多元化也只能是围绕科学共同体的多元。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我们仍然不知不觉地把科学本身作为传播的主要内容，同时又把科学约化为科学知识。这是缺省配置的惯性。即使我们强调科学家自身也需要科普，所指也必然是由一个领域的科学家向另一个领域的科学家进行科普。

毫无疑问，任何传播或者扩散必然是从浓度高的地方流向浓度低的地方，知识的传播也只能是从专家向非专家传播。因而，如果我们把传播内容局限于科学知识本身，科学传播的双向互动和多元化就注定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们把传播内容越出科学知识之外，一切都迎刃而解。

如前所述，我们一向认为，“传播什么”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在科学传播中，科学知识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传播对象。公众理解科学，要理解的不仅是科学知识，甚至首先不是科学知识，而是对于科学这种人类文化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整体的理解。包括抽象一些的如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具体一些的如科学史、科学与社会的关系，都应该是科学传播的对象。比如我本人曾有这样的表述：

现代科普的目的在于激发国民对科学的兴趣，促进公众对科学事业的了解，打破科学事业与民众之间的藩篱。在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与伪科学、科学前沿进展和基本科学知识等方面使公众对科学文化有更多更深的理解。[31]

这种表述后来自然地作为我对科学传播的表述。其中，最重要的不是具体的科学知识，而是科学的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那么，最了解科学的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谁？或者说，就科学的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而言，谁是专家？再如前面所说，对于科学和我们这个科学时代的反思，既是科学传播的理念基础，也是科学传播的主要内容。就这些内容而言，谁是专家？显然，不是科学共同体。刘华杰说：

科学家并不天然具有科学精神，人文学者也不一定天然没有科学精神。科学家在具体知识上更具有发言权，但对于通过科学史和科学整个运作过程抽象出来的科学之精神气质而言，科学家与其他人处于平等地位。[32]

刘华杰这里所说的平等仍然是政治意义上的。而如果把科学的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作为科学传播的对象，相对某些人来说，科学家群体反而是相对无知的，是被传播的对象。比如，一个物理学家，在物理学史这个问题上，他应该接受物理学史家的知识传播；在物理学哲学这个问题上，他应该接受科学哲学家的知识传播；在物理学与实际技术的关系问题上，他应该接受具体的技术专家或者工业专家的知识传播；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所造成的社会后果这个问题上，他应该接受对此后果进行过系统调查的新闻记者的知识传播……即使与物理学相关的问题，物理学家的科学共同体也不是当然的专家，而对于那些与具体的物理知识更远的社会问题上，物理学家更加不具备特殊的地位。这个意义上，科学共同体与公众一样，都是科学传播的受众。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传播主体和受众的多元化，传播的多向互动才是可能的。

当然，从传播者的角度，很多科普作家已经指出，好的科学家并不必然是好的科普家。这种思路也可以给出一个科学共同体之外的传播者群体，但是这个传播者群体被认为是依附于科学共同体的。因为所有人都认为，一个物理学家是一个比物理学科普作家更大的专家。

自科学传播概念提出以来，我们一直强调，科学传播的基础是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等科学的文化研究学科群，它们不仅是科学传播得以成立的理念基础，也是科学传播的重要内容。而从中国的现实看，这个学科群已经为科学传播做出了具体的贡献，目前国内科普界或者科学传播领域的很多活跃人士都出自这个学科群。[33]

相对于传统科普而言，科学传播的内容发生了变化，所以传播者也发生了变化。在科学传播中，科学共同体不再是主体。当科学共同体这个中心消解之后，双向互动和多元化可以便具有了现实意义。

8 科学传播的渠道

把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称为科学的传播活动的三个阶段，只是逻辑意义上的，不是历史上的。至今为止，中国尚未发生过类似于西方的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因为社会体制不同，中国的科学共同体不需要直接面对公众，只需要面对政府就可以了。虽然中国科学院也设立专门组织管理科普活动，但不像公众理解科学那样与自身利益有密切的关系，首先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从事一项公益活动。而欧美虽然也曾有过与中国传统科普类似提供国民科学素养的理念，但是这种理念更多地由其教育系统贯彻的，而没有像中国这样自上而下的列入政府序列的专业科普机构。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的传统科学普及已经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公众不仅有权利责问科学家用纳税人的钱做了什么，也权利责问：科学普及机构用纳税人的钱做了什么？在很多时候，中国科普已经不是政府立场，而是蜕变为科普机构立场了。科普的市场化和专业化势在必行。

大众传媒是专业化和市场化的最佳结合点，将成为科学传播的主要力量。在市场经济下，大众传媒本身已经成为相对明确的利益实体。从最高理念上说，大众传媒是社会的守望者，是大众舆论的传播者，是自由言论的实行者，这些理念与民主社会的理念是相容的，与科学传播的理念也是相容的。从实践上说，大众传媒本身是大众传播的既有渠道，也自然会成为科学传播的渠道。反过来，科学传播即使专门设立自己的传播机构，也必须使之成为大众传媒，才能持续运行。

科学传播的辅助性力量是非政府组织。从理念上，很多非政府组织如环保组织与科学传播是相容的。在实践上，它们能够动员具有相同理念的人传播这种理念。与大众媒体不同，它们的传播实践可以是不计成本收益的。

政府负责总体的政策导向，逐渐将其实体机构市场化，不再直接投入资金进行具体的科学普及，而应该采取政策引导的方式。比如对于科学传播类的图书出版、报刊杂志等予以免税、减税等优惠政策，或者采取基金制，有选择地对于包括大众媒体、非政府组织以及政府机构在内的一切从事科学传播的机构进行支持。

大众传媒如何进行科学传播，将科学传播理论深化研究的对象。这有待于传播学学者的加入。

9科学传播的理念本身如何传播

政府和科学共同体都是有组织的机构，可以制定并实施建在在自身立场之上的科普和公众理解科学。而学者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那么，科学传播的理念本身如何得以传播和实施？

一切有组织的力量，尤其是政府，不可能偏离公民立场太远。科普尽管是政府立场，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也隐含着公民立场，因为科学知识既可以开启智慧，又可以提高劳动技能，当然也可以说符合公众的利益。公众理解科学也是一样，因为公众只有对科学有更多的理解，才能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权利。然而，时代在变，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在变，人们的观念在变。传统科普的立场与公民立场的距离逐渐拉大。而作为政府，必须时时调整自己的政策，以符合时代本身的变革。事实上，传统科普并非一成不变，很多科普作家早已谈到了科普本身的观念更新。

一个国家的每一个个体都可以是短视的，但是政府绝不能短视。政府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调整它的策略。而政府对国家政策的调整，当然要以有关学者的学术工作为依据。

科学传播理念自身的传播途径有如下几种：

1，为政府提供咨询，影响政府各个部门在科学传播方面制定的政策。这些部门既包括传统科普的执行者中国科协，也包括其它与科学传播相关的部门，如：科技部、中国科学院、教育部等——事实上，科学传播的理念首先是在这些部门被接受实施的。

2，在高校建设科学传播专业。以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科学的文化研究学科群为依托，引入传播学等实践领域的研究学科，直接为科学传播事业输送人才。在正式专业设立的同时，对大众传媒的从业人员进行培训，为大众传媒的科学传播实践提供理论支持。

3，普通的学术渠道。学者发表文章，本身就是理念的传播。当然，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大众传媒，政府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等提供理论咨询。

2006年年底，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意味着这个学术共同体已经进入到相对成熟的阶段。

在前面的部分，我把科学传播与传播学的批判学派进行对比。

（批判学派）无论其具体理论和具体学说如何参差百态，说到底都无不表现出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怀疑精神，无不体现着一种强烈人文关怀或终极关怀。所以，与经验学派相比，他们的立场更倾向于批判现实而不是服务权势，他们的研究更注重于凸现问题而不是贡献方略，他们的方法更着眼于深度思辨而不是表层量化——诸如此类的取向，都与上述平衡现代文明的人本主义思潮一脉相通。[34]

但是，这种对比只是强调科学传播与批判学派在精神气质上的相似，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同意批判学派的观点。另外，李彬的描述比较极端，虽然可以凸显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各自的特点，但也容易产生误解。事实上，经验学派也必然有其价值取向，而批判学派也必然会从事某些实证性的研究。难以截然两分。在李彬的描述中，还有某种褒贬的意味，也容易造成误解。而在我们看来，这两个学派应该是相互补充的。对中国目前的现状来说，无论是实证研究还是文化批判，都很不够，都需要有人去做。事实上，近年来提倡科学传播的学者，也从事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工作。比如北大科学传播中心一直参加政府有关部门的国家课题，将理论工作直接应用到中国科技发展政策之中。有该中心组织翻译出版的“北大科学传播丛书” [35]，对于“公众理解科学”的经典文献和国外学者对公众理解科学以及与之相关的“公众科学素养调查”[36]的学术研究和批评，进行了比较系统的介绍。

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受过自然科学教育，曾经是很强的科学主义者，也曾真挚地热爱科学，是（传统）科普读物的受益者，一直关注着科普事业，对于1980年代后期科普的衰落，都曾痛心疾首，并努力从内容上、形式上为传统科普寻找出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我们自身与科学相关的哲学与历史研究，使得我们从文化批判的视角来看待科普，从而在理念上与传统科普的距离逐渐拉大。可以说，我们是秉承文化批判的精神投身到对科普的实证性研究上来的。实际上，我们不仅批判现实，也在服务社会，不仅凸显问题，也在贡献方略。

2004年3月8日

2005年11月16日

北京稻香园

2007年1月11日

加州伯克利

注释

[1] 田松，哲学博士，理学（科学史）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主要领域为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传播、科学人类学以及科学与艺术研究等。本文为作者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所做博士后研究工作的一部分。现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科学技术史中心做访问学者。

[2] 如：孙宝寅，科技传播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翟杰全，让科技跨越时空——科技传播与科技传播学，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

[3] 均由中国科技传播研究会主办。第一届，1995，北京；第二届，1997，杭州；第三届，1999，合肥；第三届，2000，上海；第五届，2002，大连。

[4] 中国科技大学科技传播与科技政策系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

[5] 如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2001年6月18日成立）、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2005年成立）、北京师范大学科学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等

[6] 吴国盛，科学史学科建设几点意见，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10－11页

[7] 吕洞庭，应推广“科学传播”概念（对刘华杰的采访），光明日报，2000年5月8日；刘华杰，科学传播主体的结构分析，中华新闻报，2000年7月3日第6版；吴国盛，从科学普及到科学传播，科技日报，2000年9月22日；刘华杰，大科学时代的科普理念，2000年11月2日。

[8] 刘华杰，大科学时代的科普理念，光明日报，2000年11月2日

[9] 吴国盛，从科学普及到科学传播，科技日报，2000年9月22日。

[10] 当时很多今天所谓的科学文化人在此前后都发表过类似文章，只是尚未使用或接受科学传播这种说法。我本人在2000年12月发表《现代科普理念》（科学时报，2000年12月15日，新华文摘，2001年第3期）时，仍在使用“现代科普”这一粗糙的说法。

[11] 吴国盛，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再思考，中华读书报，2003年10月29日。

[12] 田松，从普及到传播，从信赖到理解，上海科坛，2002年第二期。

[13] 刘华杰，论科普的三种不同立场，科学时报，2004年2月6日，B2版。

[14] 最早介绍公众理解科学的是中国科普研究所的李大光，“公众理解科学”这个译名也是李大光给出的。见科普所内部刊物《科普研究》，1991年。

[15] 有中译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为“北大科学传播丛书”之一种。

[16] 吴国盛，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再思考，中华读书报，2003年10月29日。

[17] 李彬对科学主义一词的用法显然与学界一般用法不同，李彬这里的科学主义并不是一个专有名词，与下文连起来，意思是以科学为主导的或者为代表的工具理性。

[18] 李彬，传播学引论（增补版），新华出版社，2003，296

[19] 李彬，传播学引论（增补版），新华出版社，2003，297

[20] 李彬，传播学引论（增补版），新华出版社，2003，293

[21] 李彬，传播学引论（增补版），新华出版社，2003，294

[22] 李彬，传播学引论（增补版），新华出版社，2003，295

[23] 李彬，传播学引论（增补版），新华出版社，2003，308

[24] 吴国盛，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再思考，中华读书报，2003年10月29日。

[25] 见董光璧先生为拙著《堂吉诃德的长矛》所作的序言《如何理解和改进科学文化》。

[26] 李彬，传播学引论（增补版），新华出版社，2003，308

[27] 吴国盛，从科学普及到科学传播，科技日报，2000年9月22日。引文略有删改。

[28] 吴国盛，从科学普及到科学传播，科技日报，2000年9月22日

[29] 刘华杰，大科学时代的科普理念，光明日报，2000年11月2日

[30] 刘华杰，科学传播主体的结构分析，刘华杰个人网页。

[31] 田松，现代科普理念，科学时报，2000年12月15日

[32] 刘华杰，大科学时代的科普理念，光明日报，2000年5月8日

[33] 比如中国科技馆馆长王渝生和科学出版社科普分社社长胡升华都出自科学史专业，上海科教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潘涛、上海科技出版社“看世界”等丛书策划吕芳、科学画报编辑周文峰、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范春萍等出自科学哲学专业。同时，很多仍在学界的科学文化学者也与大众传媒和出版社有密切的关系，直接参与到某些具体的科学传播活动之中。

[34] 李彬，传播学引论（增补版），新华出版社，2003，304－305

[35] 这套丛书现已出版五种译著，均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包括《怎样做一个科学家——科学研究中的负责行为》、英国皇家学会报告《公众理解科学》、英国上议院报告《科学与社会》、《科学技术论手册》和《在理解与信赖之间——公众、科学与技术》，前三种是这一领域的经典文献，后两种是国外相关学者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批评。

[36] 这是与公众理解科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相关的连续性大规模调查。最初在欧美进行，后来其它国家如日本也随之效仿，并采用相似乃至相同的问卷和指标。中国从1992年开始，由中国科协主持，也进行了类似的调查，最近的一次是2005年的第六次。在这个调查的先期问卷设计和事后的理论分析中，隐含着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以及科学传播等不同理念之间的关联和冲突。

［本文发表于《新闻与传播研究》（季刊）2007年第二期，发表时题为《科学传播——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这里改用此题，与内文更加切合。并根据吴国盛和刘华杰提供的资料进行了修正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