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造假, 谁能动得了?( 二 )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余鹏鲲独

在国际上，调查报告已经成为了学术不端调查的标配。例如小保方晴子事件，因为引发了全球关注，尤其是导致了日本海内经久不息的热议。负责调查的理化研究所在很短的调查之后，迅速宣布了具体的调查人员名单和调查的中期呈文，明确表明小保方晴子的导师应该担责，此举迅速平复了争议，并成功将事件引导到下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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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理化研究所针对小保方晴子事件出具的中期呈文
面对群众的期盼和要求，学术界切不可高高在上。诺贝尔获得者巴尔第摩曾以此为借口，拒绝美国国会对学术不端发起的调查，但正如联邦众议员丁吉尔在驳斥巴尔第摩的公开信中说的那样：“你说国会不懂科学上的事情，却要插手科学，可是科学家在要求国会拨款时从来就不曾怀疑国会对你们的要求到底懂不懂” 。科学事业从来就不仅仅是科学家的事业，不能一面要求数以千亿计的拨款，一面拒绝所有的外部监视。
如果说没有负责人和调查过程，从根本上影响到这一调查的公信力。那么没有动因，也对调查的科学性产生了负面影响。
到底为什么要进行这样一个调查呢？通报中给出的理由是“网络反映” ，但这显然不足以服众。什么样的“网络反映” ，能使得多部委进行联合调查呢？是转发人数到达某个指标？是介入讨论的人数超过一定的范围？仍是“网络反映”引起了被举报人的生活不便，以至于被举报人主动要求组织还原真相？
这里有一个疑问，就笔者所见，大部分网络社区，网民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饶毅教授对其他学者的举报，质疑饶毅教授的不能说没有，但和质疑其他几位学者的比拟，完成不成比例。为何饶毅教授也泛起在被调查名单上，没有有关部门的说明，这是很难解释的。
不同的调查动因，当然会导致调查的主要目的发生变化，也会影响普罗大众对调查结果的观感。因此缺乏详细、公道的调查动因，固然不会像缺乏负责人和过程那样，对调查的科学性有根本的影响，但也是不容忽视的缺陷。
打击学术不端需离别马保国文化
马保国是名人，也是技击和搏击界的罪人。《****》明确定性：“（马保国）口口声声弘扬传统武术，实际上做的都是伤害传统武术的事” 。
我以为，马保国能够在骗术揭穿之后，反而知名度大涨，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毫不是偶尔的。马保国的出名是我国人情文化、熟人文化和圈子文化的集中体现，人们调侃讽刺马保国，实际上是对这些文化糟粕进行批判和反思。
在传统武术、所谓的“国学” ，以及某些医学圈子里，这样的文化大行其道。大量事实证明，这样的风气不仅无助于这些领域整体水平的进步，反而导致公家普遍丧失了对这些领域的决心信念。
而中国的科研事业，已经沾染了这种文化，假如不能做恰当的离别，很可能导致打击学术不端本身失去公信力。
以此次调查为例，调查以为曹雪涛、李红良、耿美玉的团队都只是存在“图片误用”的题目，之所以难以服众，就是由于人们担心，这是人情文化影响下的调查结果。人情文化往往使得调查时不是根据客观现象，而是根据被调查人的主观表现，决定调查的结果。
不否认，这些团队泛起的题目确实有一定的可能性，真是因为“图片误用”引起的，但是调查结果真的有必要“深入人心”到这种程度？前面已经分析了，假如我们对于每一起学术不端都进行这样的调查，将导致调查的本钱极度高企，同时调查的周期极为延长，终极影响对学术不真个震慑力。
更何况，主观因素对于学术不端真的有这么重要么？2018年，韩春雨事件中，河北科大终极的调查结果宣称：“撤稿论文已不再具备重新发表的基础，未发现韩春雨团队有主观造假的情况” 。其中“未发现”“有主观造假的情况”在科研圈一时传为笑谈。
“图片误用”和“图片造假”的客观影响是极其类似的，因此过分夸大主观因素，反而是不够客观的。
当然，考虑到历史因素和中国培养人才的艰辛，对某些学术不端减轻处罚笔者是完全同意的。但通过包装成主观因素的影响作为减轻处罚的依据，这无疑是不妥的。在受历史因素影响较大的现在，通过这样的方法当然可以减轻调查的阻力，却无疑也会影响到后面的调查，这与大多数群众尽快减少新增学术不真个良好期待是不相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