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今日中国谁最该做院士？( 三 ) ：饶毅：今日中国谁最该做院

张亭栋虽然被《纽约时报》报道过，但当时未受到国内的充分肯定，在国际学术和医学界也几乎默默无闻，其原因不在矛盾。他的课题组，有人发生过矛盾，但在很后面。从1973年开始发表的论文中，张亭栋的关键作用很清晰。他未被很好地认可，可能与所在地区有关，也和他英文论文较少、缺乏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有关。不能完全排除他本人没有充分意识到其工作重要性的可能性。
国内肯定张亭栋和屠呦呦等，不仅是对于他们迟到的感谢，也有利于中国和世界认识中药是尚未充分开发的宝库。直接马上可以研究的是确定三氧化二砷的可能还有其他治疗作用。严格地研究其他中药成分的作用，可能还有更多发现。中国一些医院模模糊糊用的一些药、和很多企业马马虎虎地仓促上马制造一些药，如果有严格检验，可能适应症会更明确，世界才能接受，真正适合的病人才能得到帮助。
研究青蒿素和“523任务”历史，有助于了解中国大科学计划、大协作的优点和缺点。 “两弹一星”是成功的例子，青蒿素的经验并不同于两弹一星。而彼时还有遍布全国的“气管炎办公室”、“慢性老年性肺心病”等课题，耗费的人力、物力可能不下“523” ，但结局并不乐观。汲取这些先例的经验和教训，对于目前的多个大项目，也许有裨益。
如果哪天屠呦呦和张亭栋获得了中国的普遍认可、甚至世界的肯定（编者注：作者写作本文时是2011年），我希望，中国大众不能简单地英雄崇拜，认为他们是完人。他们不是，也没有人是。
他们的工作都有前人的基础、以及合作者的贡献。在青蒿素发现过程中，全国合作的任务，很多人参与了、并作出重要贡献。屠呦呦课题组内部多个成员也有重要贡献。不能因为肯定屠呦呦就否定课题组其他人员的贡献、其他课题组的贡献。
他们的药物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我们应该推崇他们的工作、肯定他们的成就。科学，有着客观的标准，也可以通过争论将我们带近真理。
4、院士制度改革需靠“自律”：
中国的院士制度，是因为加上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目前的水平，才带来一些副作用。
院士制度特权最大的是前苏联，而不是中国，但是前苏联的院士制度副作用并不大。在中国的副作用，设立时很难预见。我自己在加州大学（80年代）或哈佛大学（90年代初），曾致信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建议将当时的“学部委员”改成“院士” ，这封信是否起作用任何，我不知道。但是，无论是我，还是真正做出决定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可能还有国务院批准），称呼改成院士都是因为认为需要更多尊重科学家。那时，即使两弹一星的元勋们，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都与他们的贡献不相称。那时不能预计到现在的问题，包括对中国文化对头衔重视的程度。
很多人以为院士的所谓副部级待遇，其实不是很重要。在北京、上海，一些院士看到主管自己经费的司局级（甚至处级）都点头哈腰，从无副部级的感觉。头衔的意义大于待遇。如果将“院士”重新改成“学部委员” ，使学术荣誉回归只能在学界内部有价值而不方便用于学界以外，过一段时间，可能副作用就要减少很多。是否愿意改成“学部委员”在于科学院领导和主席团是否愿意，换个时髦的说法，这叫“自律” 。
5、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做院士而荣休是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无论对院士制度如何想法的人，都担心有一些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其实还不到中国真正“科学家”的水平），当了院士以后，就不真正积极做科研，带来明显的问题：
1.有些人做科研的目的就是做院士，所以，一旦当选院士，就积极做其他事情；
2.这些人给学生树立不良榜样，有些学生也决心步其后尘、走入歧途，影响中国科学今后的发展方向；
3.这些人不积极做科学，并非没有资源，而在资源比较多和权力比较大的情况下，不积极做科学，那么就给国家的科研投资带来较大的浪费；
4.从普遍情况来说，中国目前科学水平还不是很高，一些（虽然不是全部）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在做到国际上比较好大学的副教授，就在当选院士后离开科研一线（“国际副教授水平做中国院士而荣休”），等于对中国科学釜底抽薪，使中国科学的高度被“封顶”或“腰斩” 。
6、和院士竞赛相互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