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情势变更原则适用条件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是什么( 二 ) _知识分享

本案合同的标的属于金融不良资产交易，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因此不能简单适用民法上的公平原则、情势变更原则，而限制当事人对违约责任作出与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相适应的规定。
2.情势变更与法律法规变化、政府政策或行为
法律法规变化、政府政策或行为也是引起情势变更的常见事由，然而是否认定为情势变更的重要考量因素是，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因果关系的判断可着眼于如下两个层面：
一是可预见性。
和前述商业风险与情势变更这一组关系类似，若合同当事人是专业从事特定行业的主体，则其应当对有关该行业的法律法规、政府政策等的变动有一定的预见能力，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政策变化导致一方当事人履行成本提高、预期收益下降等损失的，并未超出其需承担的商业风险的范畴，主张情势变更将不能获得支持。
在（2018）最高法民终387号《淮北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新光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新光集团作为从事煤炭经营的企业对于经营煤矿的商业风险应有所了解，其所提出的国家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政策变化，并不属于案涉《股权转让协议书》履行过程中发生的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情形，而是新光集团受让金石公司股权后在经营过程中的商业风险。”
二是法律法规、政府政策或行为的具体性。
若某项法规或政策旨在调控市场，并未涉及具体行业的，则应谨慎适用情势变更制度。相反，若一项政策法规具体指向某一行业，或对合同履行造成根本性影响，则涉及合同订立的“基础条件” 。
在（2016）最高法民终728号《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北京办事处与东北输油管理局石化物资公司、沈阳中油天宝（集团）物资装备有限公司等金融不良债权追偿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旨在“更好地发挥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协同作用，优化社会融资结构”“并未具体涉及有关石油企业的政策调整……故现有证据不能证明本案合同履行已发生了《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六条规定的‘重大变化’ 。”
二、情势变更的发生不可归责于合同当事人
最高人民法院在《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一）》中对不可归责性解释为：“合同的双方或一方当事人不能干扰或自己主动创造一些情势变更以期适用该制度[3] 。”发生此种情形时，应由当事人自行承担风险。除此之外，对“不可归责性”的把握还应关注如下两点：
1.如当事人明知合同履行期间内可能存在变更之情势，但并未对此事先在合同中作出安排的，应当自行承担相应风险。
在（2018）最高法民终380号《中国第十三冶金建设有限公司、陕西黄延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黄延公司与十三冶金公司签订的《合同协议书》通用条款70.1约定，该合同执行期间不考虑人工、机械施工和材料价格的涨落因素，即在施工期间对合同价格不予调整。
在本工程施工过程中，因国家宏观政策调整造成的钢材价格上涨，陕西省交通厅通知要求对于2003年5月底前签订施工合同的在建工程可依据合同工程单价和合同执行实际，参考招标时的市场价格与合同结算时的价格情况，给施工企业予以适当补偿……一审判决认定十三冶金公司不能以该通知为依据突破合同约定要求黄延公司承担材料涨价的损失并无不妥。故十三冶金公司主张的要求黄延公司支付材料及运费调差4154868元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2.变更之情势发生在受不利影响的当事人迟延履行合同义务期间的，不可适用情势变更制度。
在此情形下，变更之情势虽然发生在订立合同之后，但若当事人按照合同全面适当履行合同义务，则不会受此变更情势的影响。若当事人有迟延履行等违约行为，在其违约期间产生变更之情势的，继续援引情势变更制度，反而会使违约当事人因违约而获利，不符合公平原则。
以（2015）民二终字第236号《大宗集团有限公司与圣火矿业公司等股权转让纠纷案》为例，涉案《股权转让协议》第二条约定，2014年7月31日前，圣火矿业公司应向大宗公司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后圣火矿业第一笔股权转让款未按期支付。2014年10月12日国家能源局出台《关于调控煤炭总量优化产业布局的指导意见》，圣火矿业将情势变更作为其不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款的抗辩理由。对此，最高法院认为：“《指导意见》的出台时间是在2014年10月12日，故对该笔股权转让款，一审判决认定不符合情势变更原则，有事实依据。”

民法典情势变更原则适用条件 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条件是什么(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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