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与丝绸之路的历史故事丝绸之路的开辟可追溯到( 三 ) _知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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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末年丝绸之路示意图
两汉时期，西平亭、长宁亭，金城郡、西海郡、西平郡等汉朝的建置在青海东部相继出现，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青海东部地区正式纳入了中原封建王朝的郡县体系之中，中原与青海的联系日益密切，从青海东部向北通向河西走廊的西平——张掖道、鲜水（青海湖）——酒泉道、乐都——武威道日益兴盛。两汉魏晋时期河湟地区与“羌中道”相关的驿传设置已经较为完善。青藏高原的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纵横西域及青藏高原上最大的政治力量当属羌人、匈奴和西汉，尤其是匈奴与大汉王朝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均不遗余力地向青藏高原一带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活动于青海内外的西羌与周边的各部族合纵连横，从远在西域的月氏（今克什米尔及阿富汗）、北匈奴康居（锡尔河流域）、大宛（今吉尔吉斯坦费尔干纳），到与羌汉接壤的龟兹、于阗、楼兰、车师等小国的内外部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东汉中后期，羌人活动指向益州（今成都），即向甘南、川西北发展。当时的蜀汉政权基本战略之一，就是通过与河湟间诸羌联络往来，甚至远通西域，谋求与羌胡的联合，以图共同对抗曹魏。1973年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汉晋墓地乙区M1中出土的一枚“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官印；乙区M3匈奴墓中出土的“匈奴青铜神鸟冠”（图5）和波斯银壶；2000年在青海省湟中县徐家寨汉晋墓出土的胡人牵驼画像砖（图6）等文物，为这一时期的史实提供了可靠依据。这样，从西域、青海、通往西南地区的丝绸之路逐渐疏通，实际上，使得青海丝路从河湟出发，向更加广阔的空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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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青铜神鸟冠：1973年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汉晋墓地乙区M3匈奴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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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人牵驼画像砖：2000年青海省湟中县徐家寨汉晋墓出土。
大汉王朝夺取西域的主要目的，基于割断匈奴与西域诸族的联系（政治需求）与防止骚扰屯兵河湟（安全需求），从西部获取玉石（信仰需求）、铁器及冶铁技术与良马（军事需求）。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夏之交“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河西地开湟中”，导致匈奴内部发生动乱。汉武帝为消除匈奴之患，必须切断包括羌人在内的西域各部之间的依存关系，在继续抗衡匈奴的同时，准备联合与匈奴有矛盾的乌孙、大月氏等形成合围局面以钳制匈奴，于是武帝先将张骞派往西域，并随即展开对河湟羌人的围剿和屯戍，强烈地冲击了羌人在青藏高原的活动空间，这是中原汉王朝真正了解和认识羌人的开始，也是高原民族剧烈融合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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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符石匮：1942年青海省海晏县西海郡古城发现
1942年，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西海郡古城，发现一具王莽新政与西汉王朝地方政权更替交接时期凿刻的“虎符石匮”，上有篆刻铭文“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戎造”22字。它不仅是汉王朝西拓疆域的凭证，也是军事偶像和政权统治的象征。
换个角度看，张骞试图穿越而直到赵充国最后夺取的河湟道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丝绸之路，是贸易的大通道。而李广、霍去病为了对抗匈奴而穿凿的河西走廊只能算作玉石之路、军事交通线。河西走廊之所以被历代各族政权所倚重，不是基于自然地理和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交往，而是出于政治、军事战略性需求而考量的。从自然状态看，河西走廊巉岩绵亘,水源相对匮乏，道路相对窄长，是天然的关隘，易于军事上的控制和突围，却不是畜牧、通商的捷径。即使是民间贸易所形成的商道，最终也会被政府收编，于此设关布防，汉据以备羌胡，羌胡据则豪夺课税取赋，加之各族豪强以劫掠为生，故“西域杂胡欲来贡献”“多逆断绝” 。更为重要的是，河西走廊在矛盾胶着的各个历史时期，可谓断多通少，阻碍重重，却是以匈奴为代表的胡系阿尔泰语族诸部通行的主要通途，既非后人文化想象中的通达。汉初，罗布泊以东至嘉峪关之间的区域均被匈奴所占，而羌人则据有今甘肃西部和青海全境，若两相结盟势必给大汉王朝造成极大的威胁。于是，武帝逐渐转变应对方略，先将匈奴逐回漠北，夺回河西走廊，并设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郡，重兵驻守，由东向西筑起“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的防线，同时又对河湟羌人用兵屯戍，以消除羌人东进的威胁，瓦解羌胡联盟。反倒是青海道自始至终发挥着以丝绸为大宗的商业贸易的主要功能。若我们以中华民族文化全程交流来看，这一时期缘起于羌中、复兴于河源后的西蜀道，使得我国西北与西南地区的民族文化交流关系从此奠定，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夯实基础。中国民族文化走廊问题的研究，从哪个角度看，都离不开羌中道这一重要的节点。

青海与丝绸之路的历史故事 丝绸之路的开辟可追溯到(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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