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不留遗产,母亲远走异国,姐姐失联31年,他一生有亲人无亲情( 二 )
父亲身上有时代的印记,他何曾不想再努力一把,但即使他竭尽全力,也比不上现有所坐享其成的一切。所以他选择了自暴自弃,这跟他的郁郁不得志有关,很大原因是教育制度毁了他。
虽然以这种理由为父亲的堕落开脱并不光彩,但一个人的沉沦,离不开金钱和丢失的理想。不开玩笑地说,他生下来就应该要学理财。
而母亲呢,摆在她面前的是家庭和自由,有句话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弃”。
他们都不是合格的父母,单纯从婚姻上讲,他们只是各玩各的,这一点很公平。
在国外游学四年后,黄逸梵回国了。前因是张廷重开口求她回来,但最终局面是黄逸梵对婚姻彻底绝望,办理了离婚。没过多久,孙用藩嫁入张家,她就是张爱玲笔下那位臭名昭著的恶毒后母。
有了孙用藩的介入,就发生了后续张爱玲被后母打了一记耳光,以及遭到父亲毒打、监禁的一系列事端。最后,张爱玲成功逃离父亲家投奔了母亲,独留弟弟张子静在父亲家孤独地彷徨。张爱玲曾说,后母虐待弟弟,父亲对他也不好,曾在饭桌上因为一件小事就打了弟弟一个嘴巴,弟弟一滴眼泪都没掉,因为他惯了。
张爱玲住进母亲家的那一个夏天,张子静也跟去了。他告诉母亲,想住下来不回去了。母子两人四目相对,一双吧嗒吧嗒的大眼睛里,倒影着冷冽平静的眸光。
黄逸梵拒绝了,因为她只能负担得起一个人的经济,而这个名额,已经被姐姐占据了。
那一个夏夜,张子静走在了回父亲家的路上,手上还抱着一只旧报纸包着的篮球鞋,那是母亲从国外买回来给他的礼物。
记得母亲和父亲办离婚手续的时候,父亲绕室徘徊,犹豫不决,几次拿起笔来要签字,长叹一声又把笔放回桌上。因为父亲根本不想离婚,完全是母亲主动主张的。律师看见父亲那样,以为还有挽回余地,就问我母亲是否要改变心意?我母亲回答说:“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父亲听了这话后,才终于在离婚书上签了字。
其实那句话,在母亲拒绝我的那一刻,正是我想说的,“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但噎在心里说不出,之后一直压抑了我很多年。
张爱玲曾说过:“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
张子静则回应说:“我觉得是多余的。她不必锐意图强,就已经胜过我了。”
实际情况,确实如此。
在张爱玲十岁时,国文功底深厚的张廷重察觉到了她的聪慧和创作天分,此后的三四年,选择性地辅导启蒙了张爱玲的写作天赋。
未离婚前,黄逸梵生怕在传统家庭里女孩会遭受男女不平等的厄运,同样是在两个孩子当中,选择性地教张爱玲认字。张爱玲在《私语》里写到过这件事:“每天下午认两个字之后,可以吃两块绿豆糕。”
离婚后,由于黄逸梵在离婚协议中对唯一女儿的教育决定权据理力争,所以主导了张爱玲的教育进程。张爱玲进什么学校都需先征求她的同意,教育费用则由张廷重负担。后来张爱玲和父亲闹翻后,黄逸梵又直接负担了张爱玲的部分教育费用,其中就包括了薪时昂贵的补习教师。据说当时的补习费高达每小时五美元。
相反,作为家中唯一的少爷,张子静却没能享受到时下重男轻女的红利。当张爱玲进入新式学校系统地接受教育时,张子静仍在家里跟着私塾先生学习一些早已过时,再无用处的前清古文。
张爱玲在散文《童言无忌》中曾数落过弟弟的斑斑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从张子静的口述中得知,情况是属实的——“现在剩下我自己面对私塾先生,气氛很沉闷,我常打瞌睡。不然就假装生病,干脆不上课。”
一九三四年,张爱玲已经是圣玛利亚女中高一的学生,这时张廷重才答应让张子静到学校去上学。那年张爱玲十四岁,张子静十三岁。
“她受教育的过程比我顺利:一步一阶走上去,从来没有延误。我们相差一岁,但我好不容易就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她已经是高一的学生了。”
一九三六年,张子静小学毕业,本来要按部就班升初中,但张廷重却无故让张子静在家停学一年。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许多学校都停课,张子静又被迫在家荒废一年。直至一九三八年,大部分学校陆续复学,张廷重才将张子静送进收费较为便宜的正始中学读初中一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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