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不留遗产,母亲远走异国,姐姐失联31年,他一生有亲人无亲情( 三 )
一波三折至此,张子静接下来的学业生涯仍未见平顺。读完初一后,由于学校更名易地转入汪伪一方阵营,张廷重立马让张子静辍学。居家停学一年后,才又将他送入圣约翰高中。
如此一来,张子静中间有些年级就没读,而且是以最差的成绩跳级,导致英文成绩跟不上,于是又颇费周章转入另一家高中就读。待他升至高二时,因为身体虚弱,常常请病假,高中也没能毕业。
一九四一年夏天,张子静由家族人脉协助,直接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就读。开学两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面沦陷,复旦大学停课内迁。张子静需跟随学校安排前往内地读书,却遭到了张廷重反对。
次年,一九四二年秋天,张子静与姐姐张爱玲分别由复旦、港大一同转学进入中国顶级学府圣约翰大学就读。彼时张爱玲已大四,张子静才大一。但不到一年,姐弟二人先后辍学,均未毕业。张子静出于身体原因,张爱玲则属自主退学。
值得一提的是,张爱玲在转入圣约翰大学时有一个细节:母亲黄逸梵已不再负担她的学费,她一度陷入停摆。最后还是由张子静出头向父亲张廷重提及。而张廷重在与女儿四年未见,且针锋相对的气头上,竟负责了张爱玲的续学学费。
我曾努力回想,我是什么时候发觉姐姐“不必锐意图强,就已经胜过我了”。是我气馁地发现她聪明伶俐,更讨人喜欢的时候吗?是我自卑地说出“她是一个天才,我则只是一个庸才!”的时候吗?都不是。而是当我看见她被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拽去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她一定会胜过我。
姐姐与父亲最后一次见面,是我搭的桥。她要拿学费,但又下不了口,我只好尽点绵薄之力。反复传达父亲的话是“你叫她来吧!”之后,姐姐才忍着无法释怀的怨气踏进了家门。
父亲对姐姐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学费我再叫你弟弟送去。”没想到最后我还当了一回卑微的小跑腿,揣着姐姐的学费奔向姐姐的那一阵风使我梦回少年,恍惚地以为自己正揣着学费奔跑在与姐姐同一所小学的路上。
因为在教育上被忽视这件事,有人质疑我与姐姐是否一母同胞的血缘关系,甚至推测我是不是充话费附送的。需要正视一下,那个年代还没有智能手机,即使是附送,那也只能是买葱送的。
这个玩笑开的很有杀伤力,好在我本人豁达不小气。但说实在,这件事从小看是一碗水难端平,从大看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公平,出生在名门的我已经是捡了天大便宜。我只怪自己身体不争气,耽误了学业,更恨日本人。豺狼行径的暴虐下,中国已然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那个国破家亡的岁月,日本人的飞机就在天上追着逃难的学生炸,多少莘莘学子殉难在了读书的路上,而我仅仅只是匍匐在读书的路上,怎敢啧有烦言?所以我也不嫉妒姐姐,我只嫉妒我曾经的一个同学,他从粪臭的猪圈来到了充满书香的地方。他说他家很穷,但他父母坚持让他上学。而我的父亲千有万有,却还斤斤计较于学校的苛捐杂税。
张廷重、黄逸梵、张爱玲、张茂渊,这四个人在张子静的口述中被提到得最多,相信张子静已视他们为自己最亲切的人。但似乎这只是张子静的“一厢情愿”。实际上“父不疼,母不爱,姐不亲,姑不怜”,四种惨淡关系,才是他得到的完整反馈。
张廷重与黄逸梵花在张子静身上的心思有多少已无须再费辞,其中张廷重为人父母的做法堪称罕见。自己宁可抽一辈子昂贵的鸦片,也舍不得留出一笔钱给儿子置办婚事备用。最终张子静由于人生经营不善,经济拮据,终身未婚。
原以为这种“一视同仁”的刻薄只属于父母,但没想到在姑姑张茂渊和姐姐张爱玲身上也“雨露均沾”。
张茂渊对这个唯一的侄儿子自幼至长,由始至终都没有太多的好感。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事是张子静有一次在她的公寓滞留至饭点,她竟不愿留张子静吃顿饭。为此张子静评价她是个只能尊敬却无法亲近的长辈。
无独有偶的是,张爱玲与张茂渊对待张子静的态度竟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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