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年前，林国强院士发现学生的JACS论文无法复现后，是如何处理的？( 二 ) ：14年前

为了慎重起见，我们从1月9日起先后合成了已发表的16个新化合物中的11个以及另外2个在她博士论文中报道的，共三批样品， 13对对映异构体。在相同条件下测其HPLC的保留时间和比旋值，并与原来的数据进行对比。结果显示，与她的数据完全不符，其中一个对映体的比旋值竟相差175度。值得指出的是，另有2个已知化合物，一个是用作模板反应的3-苯基取代苯酞，其图谱数据与文献一致；另一个3-甲氧基苯基苯酞的文献比旋值为8.9度是错误的，黄报道的与错误的数据完全吻合，但实际上其比旋应该是18.5度。由此可见，原先的数据全系造假。我们推断，虽然高ee值苯酞化合物的NMR谱图数据可用消旋品来代替，但在手性HPLC上的保留时间则无法用消旋品替代，且无法知道哪个峰是代表(+)体，哪个是(-)体，更难找到一个具有同样保留时间的样品来代替真品。因而判断黄可能是用别的样品，通过适当的调配，先在HPLC上出现二个相同的峰作为参考，再添出在手性HPLC柱上二个大小比例相差很大的峰。因此，所给出的化合物保留时间与真品的不符。更有力的证据是，真正样品的比旋值是无法得到的，也是猜不准的，因此，造假的数据肯定也是错的。
2月5日，我们去信给JACS主编，鉴于论文中数据的可靠性和重复性问题，正在进行调查，将尽快告之核实情况。同时，由于黄不辞而别匆忙返回德国，我们于2月12日将查实情况以快递信件给她， 2月14日快递到达她所在的大学。附信上说，我们将对比数据的结果告之，愿意给她三周的时间充分地考虑与申辩。鉴于事态的严重性和严肃性，郑重希望她认真对待，并于3月5日前给予答复。 3月5日，黄在email中说“我承认与否，还有什么区别吗？”3月6日，黄来电话，要求给予时间考虑，又提及承认与否有何区别？我们再三请她严肃地考虑，并在48小时内答复。不料就此音信全无。 3月16日，黄在德国的导师K.nig教授在email中告诉我们，事实上，黄在3月初已经对他说起论文的数据有问题，因此她的聘用合同立即终止，并于3月5日离开了K.nig小组。
还是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分别召开了二次组内会议，一次是在春节前由现在的小组成员组成的会议，另一次是在3月7日，是在沪地区已毕业的博士和已出站的博士后会议，就查核实验数据问题与大家进行了讨论，并对各种可能性进行了分析。二次组会上的讨论结果均肯定她论文中关于手性苯酞合成的部分是造假无疑。虽然黄煞费苦心，从表面上看，近20个化合物的核磁、红外、质谱、HPLC谱以及比旋的数据均齐全，但最终谎言还是被戳穿！
令我非常痛心的是，她为什么要造假？！我深知学生们十数年寒窗之不易，因而对待学生如同己出，从没有不切实际的要求，尽量营造一个宽松的研究氛围。更让我寒心的是，在真实的数据面前，黄凌琳不但没有直面它，而是采取赌咒发誓、错误引导、百般抵赖、直至销声匿迹的态度。她还曾在email里说“这个反应我怎么可能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作出这样的弥天谎言呢？”事实上，自她捏造第一个化合物的数据起，就决定着她要为此不断地说谎和圆谎，还要不断地察言观色，为造假备受煎熬。甚至在临毕业前，在指定学生在场的情况下复核实验以及其它的一系列检查等措施中，设法侥幸逃脱。但最终还是会被揭露的。其实，她大可不必如此，只要她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做实验，就能够毕业的，犯不着拿自己的前程做赌注。造假终究会水落石出的，也必定会付出巨大的代价。
她的造假，不仅是毁了她自己，也毁了我和小组的良好声誉，更可能会影响到小组现在的学生，尤其是冯陈国同学半年多的宝贵时间付之东流；她的造假，对我是一个深深的、不光彩的伤痛，对徐明华博士是挥之不去的噩梦，对我们小组更是永远的烙印。这是个沉痛的教训，但愿警钟长鸣！
事已至此，我只能选择面对，而不是掩盖和包庇。我必须公布真相，以杜绝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我们已于3月15日给JACS的主编去信，要求撤消JACS上的那篇论文；于3月22日向有机所学位和学术委员会报告造假实情；相关情况也已于3月23日通报本所所有的在读研究生。现在所学位委员已成立调查小组，展开调查，将尽快核实并根据情节提议通报国务院学位办，撤消黄凌琳的理学博士学位。因管教不严造成如此严重后果而深感内疚的我由衷地向有机所全体研究人员和研究生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