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克力：治理大数据“杀熟”，剑指哪些行业？( 三 )

无论“杀熟”还是“杀生” ，都要接受法律的规制。此番重罚大数据“杀熟” ，正是应运而生。
03 大数据“杀熟”的举证和取证是难点
平台经济领域的垄断行为之所以难治理，是由于与传统产业领域相比，前者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基于技术特性和数据、算法、平台规则，垄断协议及行为更难被发现和判定。
而经营者运用数据、算法、平台规则，可以让价格等敏感信息迅速高频地交换，并及时对共谋者的履约情况进行监督；加之电话、会议、邮件等传统沟通方式也被算法等取代，通过数字信号的传输来实现特定敏感信息交换，可能使执法机构发现及调查取证的难度增加。
国家发改委市场所专家曾铮和王磊在《数据市场治理：构建基础性制度的理论与政策》一书中分析，数据垄断行为会从三方面损害消费者的福利。
首先，数据垄断行为会产生与传统垄断行为类似的价高质次的后果。实施数据垄断的企业可能通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达成垄断协议等方式，在数字经济领域实施垄断高价直接损害消费者的福利，或者通过搭售等方式限定消费者的选择权，或者通过提升消费者的转换成本限定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同时，数据准入的不平等可能导致服务质量降低。比如，在搜索引擎领域，搜索引擎巨头有动力也有能力优先考虑付费广告商，而不是考虑为用户提供相关性程度高、质量好的搜索结果。
其次，数据垄断企业还有可能利用其数据优势，结合其算法和商业模式，实施数据歧视、数据合谋等垄断行为。部分企业利用数据识别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个人偏好之后，对消费频次较高的消费者不仅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折扣，反而通过价格歧视制定更高的价格（注：这里就指的是大数据“杀熟”行为），使消费者承担福利损失。
此外，数据垄断行为还可能通过侵犯用户隐私，使消费者福利、权益受损。
近年来，个人数据应用迅猛发展，但相关法律规范尚不健全，滥用个人数据等侵权问题屡见不鲜。深圳探索数据立法，通过法规制度建设，规范个人数据处理活动，强化对个人数据的保护，从而有效遏制个人数据侵权行为，切实维护个人数据主体的合法权益，有着积极意义。
而除了深圳之外，各地乃至全国的数据立法也纷至沓来——5月26日，《福建省大数据发展促进条例（草案）》提交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一审；5月27日，上海召开数据立法研讨会；全国人大的消息显示，《数据安全法（草案）》将在6月7日至10日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迎来第三次审议。
不难预见，深圳等地的数据立法将产生较强的示范效应，逐步织就一张数据权益保护及数据合法利用的“网” 。不过，即便有法可依，执法层面依然不容易。比如大数据“杀熟”的举证和取证依然是难点，目前基本依靠消费者自行举证，而平台方可能会以系统缺陷等理由来搪塞。是否有更好的机制来判定，仍然需要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