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瑞|辉瑞乳腺癌新药未进医保降价54％，弃医保转战商保成为外企新选择？( 三 ) 外资药企们似乎达成了一种共

从“超国民待遇”到自主降价：
中国的内部环境变化是重要掣肘
“外资药企的黄金时代过去了”——这句口号可能已经被喊了有十年了。
在此之前，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大批跨国药企纷纷赴华“掘金” 。中国急速增加的优质药品需求对于外资制药商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遇：这些公司在美国的专利过期，而欧洲对价格的控制又十分严格，所以它们的销售额一直在下跌，唯独中国除外。
在没有国内药品抗衡的情况下，缺医少药的中国患者非常依赖这些外资药企的产品，以至于外资药企在中国享受了长期的“超国民待遇”——原研药即使过了专利期，在中国依然可以保持高溢价和高收益。一度，外资药企在中国雇佣的销售人员比在最大的药品市场美国还多。
原研药长期享受的单独定价权，直到2015年才被国家发改委、国家卫计委、人社部等部门发文取消，改为市场定价机制。
政策的口子在更早之前就被打开了。 2011年，国家发改委调整了一批药品的最高零售价格，涉及162个品种、近1300个剂型规格，平均降幅为21% 。在当时的调价方案中，有20个品种被国家发改委取消了单独定价权，几乎均为外资药企的产品，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即为全球最大的制药企业辉瑞，其有4个产品失去单独定价权。这也是发改委首次取消药品的单独定价权，市场开始意识到，降价是大势所趋。彼时， 20%左右的降价幅度会被媒体称为“大幅降价” 。
外资药企融入市场定价机制之后，药品的价格就与市场竞争直接相关了。可以想见的是，如果国内医药产业的自主创新研发能力提升、国家新药研发体系审批体系得以完善，外资药品价格居高不下的局面就能在充分的竞争之下被打破。
而此后的进程也确实如此。
2015年，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加速了新药的审批上市；2018年，国家医保局成立，随之而来的仿制药一致性评价、药品带量采购和延续进行的国家医保目录谈判，直接从政策上倒逼企业“以价换市” 。
外资药企在中国似乎陷入困局。随着药品招标政策的快速收紧，医保降价幅度压力， “超国民待遇”定价优惠政策的取消，以及原研药“专利悬崖”的陆续到来，外资药企在价格、市场方面都遭遇难题。
“我十年前回到中国，当时外资药企都比较elegant（优雅），现在外资和内资的区别越来越小了。 ”一位知名外资药企的市场部负责人如此感叹。这几年，外资的吃相不再优雅，因为新药的盈利周期越来越短，新药进入中国后，很快内资就会有仿制药或者是类似产品上市，必须快速占领市场，高效地利用好新品的生命周期。 “这几年因为国家政策不停地变化，外资药企的销售结构调得很厉害，企业想按照原来的方式躺着赚钱早就不行了” 。
外资药企在经过一轮轮谈判和实践检验后，逐渐认清了形势——“价格战不是外资的常规打法，因为本质上他们是降不到国产药的价格的。 ”而之所以不可能降到国产药的价格水平，原因有很多。付钢解释称，不仅在于产品本身成本较高，跨国公司需要考虑全球定价体系，如果价格低于全球水平，药品可能会反流到其他国家去。
如果从2020年的带量采购和国谈的结果来看，外资药企们似乎达成了一种共识——战略性放弃医保，退出医院，将竞争重点放在院外市场。
外资不是没有尝试过价格战，只是结果太过惨烈。
2020年初，第二批全国药品带量采购开标，在阿卡波糖这一品种上，原研药厂家拜耳以0.1807元/片的最低价中标，降幅78.4% ，引得开标现场另一家同类产品的国产药企北京福元的代表高喊“反不正当竞争” 。然而拜耳2020年半年报显示，阿卡波糖半年销售金额156亿欧元，同比下降54.4% ，第二季度营收40亿欧元，同比降幅约74% 。相反，一些未中标的跨国药企的销售额反而增长。
之后8月的第三批全国药品带量采购开标时，外资药企更多表现出“重在参与”的姿态，一些报出了远高于限价的价格，被业内认为是“变相弃标” 。年底的国谈亦是如此，有PD-1产品的外资药企在国谈之前，基本做好了进不了的准备。最终的结果是，参加谈判的3款国产PD-1大获全胜，国家医保局医药司司长熊先军在接受央视采访时透露， “这3款降价幅度非常大，基本上在80%左右” 。
此外，对生产爱博新这样的高价原研药的跨国药企辉瑞来说，国家医保局正在推行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RGs）也让院内市场难上加难。 “一打包付费，那些高价药物就很难进入医保的支付路径了。 ”史立臣分析， “院内市场很大程度受到政策调控，可以算是政策内市场，降价是大趋势，而且只能按照药品采购政策往下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