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学明:宪政的起源(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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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与现代宪法比较相去甚远,没有关于国家架构、权力性质、公民政治权利的阐述,其行文也不是法律文书或契约文字,而是国王对臣属与主教承诺的语气,就是一份承诺书或保证书。所涉及到的臣民的权利也主要在财产权利方面,并没有关于公民政治权利的表述。尽管如此,《大宪章》的历史意义非常重大。
《大宪章》的核心是限制君主的权力,保护臣属的权利:没有臣属同意,除了常规的三项援助金(国王被俘、长子授爵和长女出嫁时的援助金)外,不准国王擅自征税;国王在立法征税等事项上要与臣属充分协商,征得臣属的同意,而且要提前40天送达告示;明确规定自由人享有人身自由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的权利;明确规定臣属有监督国王和反抗政府暴政的权力,并设立25人的常设机构。
《大宪章》的签署并不意味着民主政治的开始,它的前提是承认国王的权威和统治,但是它限制王权,不准君主为所欲为。并且把对君权的限制用文字明确下来,形成了事实上的契约,并约定了违约罚则。
《大宪章》的意义在于它体现了“法律至上,王在法下,王权有限”的原则;体现了政府和国王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的原则;并设立了监督约束机构。
《大宪章》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明确:统治者必须被契约——执掌权力者与让渡权利者之间的契约——所约束。
《大宪章》“这样一份冗长、琐细和务实的文件之签署本身,就意味着将会有法治产生。”
2关于权力的契约与约束,还有法治,是宪政主义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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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宪章》可以看出,英国国王与东方帝王相比真是太窝囊了。英国的臣属不仅不以君为纲,不三拜九叩山呼万岁,居然与君主讲条件,居然限制君主的权力,居然成立监督君主的机构,甚至还以夺国王城堡抢王室土地财产相威胁。这在东方都是大逆不道千刀万剐之罪。
英格兰《大宪章》以及宪政制度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发展的一个结果。屈勒味林的说法:“宪政主义源于封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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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制度下,领主与附庸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就是交换关系,契约关系。《大宪章》就是这种契约的书面化和制度化。
不只是英国有《大宪章》,欧洲其他国家中世纪后期也有类似文件。“12、13世纪的自由不是由一个国家感染传播到另一个国家的,它们是当时那种氛围本身的一部分。”4 自治城市的特许状与《大宪章》的性质相近,《大宪章》也可以看作是城市特许状的扩展。此外,伦巴第同盟1183年与腓特烈一世皇帝签署的和约、1188年莱昂国王阿方索九世发布的对封臣授予特权的敕令、1205年阿拉贡国王彼得二世为加泰罗尼亚起草的妥协性文件和1222年匈牙利国王授予封臣的诏书等,都是类似《大宪章》文件。“英国国王约翰不得不通过授予自由宪章而结束一个艰难的战争时期,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的。”5早在《大宪章》签署115年前,约翰国王的姥爷的爸爸亨利一世国王登基时,就发布过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自由宪章》。亨利的《自由宪章》是《大宪章》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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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自建立那天起就一直被较真的英国臣民坚持着。任何专制者都是臣民权利的天然剥夺者。所有的国王都希望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可以随意剥夺臣属和人民的自由,可以多征税。英格兰国王也不比其他国王开明。《大宪章》以及宪政制度的出现并不是由于国王开明或仁慈,而是刀剑逼出来的,是战争的结果。臣民的权利不是君主恩赐的,而是自己争取的。
《大宪章》所表达的基本原则大都不是1215年的创新。有些原则是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传统习惯,有些是诺曼征服时国王与附庸们的约定,还有些则是自治城市特许状的扩大。当然,也有重要的创新,譬如成立25人的监督委员会。
英国是文明发育比较晚的国家。当凯撒在公元前55年率领罗马军团跨越英吉利海峡踏上英格兰土地的时候,当地的凯尔特人还处于氏族部落阶段。罗马人统治英格兰近4个世纪。罗马统治期间,英格兰保持了一些自治传统,也受到了罗马法治传统的影响。公元410年,西罗马帝国由于内乱和日耳曼蛮族侵扰,自身难保,放弃了英格兰。
罗马人离开后,日尔曼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涌入了英格兰,英格兰进入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盎格鲁—撒克逊人有着部落社会的民主传统,其领导人是选举产生的。即使后来建立起小王国,还召开民众大会,首领和国王由选举产生,大事由民众大会决定,日常事务由首领和国王处理。当小王国通过征战合并为大的王国时,小王国变成了郡。在郡一级,民众大会依然召开,但全国大会无法召开了。王国事务由王国大会即贤人会议决定。国王是由贤人会议选举产生的,贤人会议也可以废黜国王。贤人会议的组成并不固定,包括主教、修道院长、“方伯”也就是地方首领,还有国王的臣僚等。6 著名的阿尔弗雷德大王就是22岁时被贤人会议推举为国王的。1066年“诺曼征服之前,英格兰的国王是选举产生的,但当时的惯例是由贤人会议从已故国王的近亲属中选举新国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