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真的解决不了么？当然能解决

当然能解决，毕竟相比水污染土壤污染，大气污染并不持久。极端点说，把人类全部抹去，雾霾马上就消失，绿水青山十年八年回不来。其实我国的水污染土壤污染比雾霾要严重的多，只不过后者直观，有国际关注有柴静报道。十几年前流行一种地热井供暖，偷工减料不构造循环对地下水损伤很大被叫停，不料雾霾横空出世，一切以不污染空气为要。于是地热井死灰复燃——这是在犯罪！前段时间爆火的段子“北京孩子是祖国花朵，我们XX的孩子是祖国绿萝”一针见血：雾霾的严重程度，取决于本地人民的“尊贵”程度。巴黎最近空气污染闹得沸反盈天，然而人PM10警戒线80μg/m3，在中国是日常甚至好天气。中国城市PM10浓度最低最高差4倍石家庄大量关停工厂削足适履，成都西安等省会的雾霾比北京犹有过之，当地政府却不在乎，原因你懂的。背着“污染首都”的罪名，凄惨服雾十余年的华北还得到了点关注；只因隔了太行山，如果不是大V“大脸小胸师太”传播，山西临汾的SO2浓度默默击破1100也无人知晓。随着冬季到来燃煤取暖，PM2.5动辄上千的乌兰巴托想想就恐怖，可甚至吸引不到一点眼球；印度污染比中国还要过分，但欧洲闹环保举反例都是北京。如同非洲死几千人不如欧洲死俩，美好的人权说穿了是冰冷的现实。高污染行业总要有人来做，中国雾霾全面根除，大约要等到我国在国际食物链站上顶层吧。。。。——————————————————————————————————————————————————————————————2014年那抹APEC蓝，令多少人魂牵梦萦，可APEC蓝是怎么来的，我们以北京为例说明：北京环保局: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对"APEC蓝"贡献最大一是得益于机动车限行与管控，机动车减排对会期PM2.5下降的本地贡献为39.5%。二是得益于燃煤和工业企业停限产。这些措施对会议期间PM2.5 下降的本地贡献为17.5%。
三是得益于工地停工。这些措施对会议期间PM2.5 下降的本地贡献为19.9%。
四是得益于加强全市道路保洁。这些措施对会议期间PM2.5 下降的本地贡献为10.7%。
五是得益于调休放假。这些措施对会议期间PM2.5下降的本地贡献为12.4%。有个嘲讽限号的段子：“油和车都符合标准，你却说我污染，合着踩油门姿势不对”，然而达标并非无污染，脱离剂量谈毒性是耍流氓，和北京比没工业也没工地的伦敦在众多车辆努力下再次品尝到空气污染的滋味：London breaches annual air pollution limit for 2017 in just five days，注意黑体，欧洲人治理雾霾的水平跟县长差不多。Paris, Madrid, Athens and Mexico City pledged to ban polluting diesel cars from their centres by 2025 and a number of cities outside the UK have already taken action such as banning cars on specific days or making public transport free.再说工业，APEC蓝的神奇在于京津冀晋鲁蒙六省联动（阅兵还有河南），当年环保部派出16个督查组下乡，甭管烧烤摊还是小锅炉，冒烟的一律掐死，华北各地有6万多家工业企业受到影响，9298家停产、3900家限产、4万余处工地停工，于是有了可以跟发达国家媲美的蓝天白云。当然我不是怪中国的十八线城市发展高污染工业糟蹋北上广的空气，没有这个意思，毕竟归根结底，全世界整治工业污染的方法都是以邻为壑，欧美嫌脏给亚非，北京嫌脏给河北，唐山石家庄嫌脏再踢到郊县，一级级往下坑嘛。然而雾霾的奇妙之处在于冬季扩散时只看地形不听指挥，对人可以同一国家不同待遇，江苏人不能去上海就读，河北车不能去北京拉客，一纸公文即可。但是，再牛B也查不了雾霾的户口啊~正如社科院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所所长潘家华所言：北京的产业疏解也要避免一种误区，就是要保留高端、迁走低端，把这样一些低端迁到河北省，实际上也对北京的污染也不会有根本上的一种控制。很多人只知道怪三线城市污染工业多，政府不管民众没觉悟，没人才没资金造不了CPU法拉利，又想脱贫致富，就只能同质化竞争靠血汗工厂挣点辛苦钱。我国环保业内一大奇葩，违法罚十块，守法赔一千，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如果违法罚一千，那绝大多数企业就只能关门大吉。当然部分地区存在政企勾结祸国殃民，不展开讨论。前段时间挂横幅庆祝我市摆脱倒数第一的邢台：邢台县深入推进重点企业技改升级，狠抓“四小”企业综合整治，累计取缔土石灰窑386座、小板厂111家、小煤场80家、粉尘污染企业41家、菱苦土窑29座，依法取缔企业19家，查封燃煤锅炉36台，清理烟炭70余吨。河北今年疯狂关厂，失业人数怕是有百万之巨。如果你能想到小厂停产不利于居民生活，如同丁仲礼院士问柴静“中国人是不是人”，也算远离了键盘环保主义者，但还不够。还是潘家华所长关于北京雾霾的言论：京津冀的联防联控，不仅需要考虑京津冀内部的问题，也要考虑更广的区域，所谓京津冀内部的问题，也就是内部有一个协同。因为比较优质的资源，比如讲教育和医疗卫生资源都垄断集中在北京。那么在河北省没有一所985高校，如果我们有一所985高校在唐山的话，那么唐山就不至于搞这么多的钢铁，所以产业结构也有一个区域内部均衡布局的问题。想想也是，如果北理北科在唐山，起码产学研结合还方便点。。没有院校人才支持，想发展高技术企业无异于痴人说梦，我们常说产业升级，没有人才，拿毛线去升。河北人民也是人，也要吃饭不能啃草，除了卖命还能怎么滴？其实首钢是个极好的例子：一直以来地处北京上风头又纵情排放的它给帝都带来了巨大污染，但80年代北京也穷，没人在乎；90年代帝都大发展，北京的中产小资超过了工人，就有了“要首都还是要首钢”的攻击，从95年到02年首钢花在环保上的费用接近10亿，最终还是被赶到了唐山。排除手机电脑等历史进程，中国有多少地区达到了90年代北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要人家觉悟比90年代的帝都还高，臣妾做不到啊。值得注意的是，APEC在11月召开，那时北方冬季空气污染的主力军——燃煤取暖还没上阵，其实冬天雾霾大倒不是因为夏天污染低，只是冬天逆温层不利于雾霾扩散，电梯里的屁跟操场上的屁显然不是一个威力。家用散煤往往质劣烟大，为此北京市也是煞费苦心，从98年起，从东西城到平谷，北京煤改电煤改气费用和补贴，是一笔可怕的天文数字。按下葫芦起了瓢，北京集火郊区大改造实行阶梯电价，冬天晚上1毛一度，北京未来5年投资近百亿完成67.4万户“煤改电”工程。没优惠的城里市民会自己算账：暖气比电暖便宜、烧煤比用电便宜，烧煤麻烦又如何，既然政府不给钱，还是炉子好——政府铺好路的北京人都这么想，您说其他省份这燃煤污染怎么解决？2016年1月9日《北京晨报》报道称：东城区副区长王中华表示，东城区“煤改电”是从2003年开始试点的，到去年为止，已经有12年的时间。最初，政府对居民购置电暖器给予一次性的购置资金补贴，一台电暖器采购大约在3000元左右，其中政府补贴约2000元，居民支付约1000元。如今，这些蓄热式电暖器已经严重老化、超期服役。由于政府对更换新的电暖器不再提供资金补贴，一些居民便不再采用电采暖，而是烧煤取暖。“东城16万户中，大约90%都需要换新电暖器。”区区一个北京市、赶走各种重工业的北京市，治理雾霾的一项能源改革，里外里差不多有个万把亿，花了半个北京城——这还没算上周边省支援电力天然气的费用。为了避免污染首都，河北也有样学样搞起了禁煤，2016年河北省禁煤区补贴政策介绍，北京禁煤折腾了十几年，河北今年就能把散煤干掉，叼不叼？以河北的财力并没有资格全面补贴，“禁煤区”仅包括环北京的保定廊坊，靠空气质量倒数第一闻名全国的邢台衡水就歇着吧。那么，山西怎么办？山东怎么办？他们的煤炭取暖，谁来解决？还有件很有趣的事，住建部要求冬季房子取暖温度不得低于13℃，这室内温度个位数的南方群众望眼欲穿~现在南方有不少地区自发燃煤取暖，也很是构成了一波雾霾。前面有人贴了廊坊治理空气封停火锅，APEC蓝那会有个农民在自家田里烧纸上香，他村支书被党内警告处分。现在整治燃煤，还有城管进店铺强行没收小煤炉的，啧啧，把计划生育的力度拿来整治雾霾，好，支持，有希望了。综合政治账和经济账，我大清自有国情在此，中国的雾霾治理过程将会是由上而下以点带面：北京巨资整治除霾，为了不污染帝都，华北尤其廊坊保定也会得到治理；然后是各污染严重的省会及其邻居，以此类推。我们这一代人都有鼻炎，可笑那时不知道空气污染如此严重，还以为是学习太重体育锻炼不够呢。。。
■来自的网友回复
经济学家汪丁丁教授在一篇名为《长期雾霾的政治社会效应》文章里做了一个算术题。估计北京地区的雾霾导致的经济损失大约在700亿/年的水平。根据“拇指规则”，它的六倍，也就是大约5000亿元，是长期的经济损失（这没有考虑人才流失带来的长期损失、长期雾霾导致的各类健康损失、政治和社会影响）。汪丁丁教授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用这样一笔钱（5000亿），北京市政府可能做哪些事情来降低雾霾？
根据科学院的一份报告，京津冀地区的雾霾成分主要（例如50%以上）来自燃煤。2015年9月被称为“阅兵蓝”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京津冀地区完全停产的（或许可疑）企业数目大约5000家。“或许平均而言，一家企业养活100名工人和他们的家庭（五口之家），那么，50万工人家庭总共有大约250万人口。不考虑地方政府的财政损失，单纯命令这些企业永远停产，中国社会可能需要完全负担250万人口的生活费，假设每年每人4万元，一共要支付的费用是1000亿元。试问，北京市政府愿意每年损失700亿元还是愿意每年支付1000亿元？”
这是一道不那么严谨的算术题，有太多的变量没有考虑在内，而且其数据也是大致估算。但这道题显示了经济学家根植于思维深处的效益成本分析：任何正义的实现都是需要成本的，环保也不例外。
经济学有一个基本的思维方式，那就是“比较”。在讨论某件事的利弊时，并不仅仅讨论这件事情本身的利如何，弊又如何。而是拿另一件相关的事儿来做比较：在有限资源下，做A方案会如何如何，是否以牺牲B方案带来的好处为代价，这个代价要算到A方案的成本里去；反之，做了B方案是否会牺牲A方案带来的好处，这也应计入B方案的成本。这在经济学里称之为“机会成本”。现实中人们往往会忽略这个机会成本，但恰恰这个机会成本是大部分方案中最大的那个成本。
而法律人挂在嘴边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正义”。法学给旁人最初和最深刻的印象也是“追求正义”。但吊诡的是，正义有多重面貌：环保是正义，人民群众的出行方便权是正义，工人的就业权是正义，社会GDP的发展是正义，将纳税人归集的国家资源有效率地使用也是正义。这些正义之间往往冲突——此正义的实现以彼正义的损耗为代价，我利益的实现以你利益的限缩为前提。绝对的正义并不存在，正义都是相对的，每一项正义的实现都有其特定成本。立法的功能就是利益平衡，立法是利益集团博弈之后的结果。这与通常理解的“法律追求正义”，还真不是一回事儿。
因此环境保护并非天然正义，需要与其他正义比较、权衡之后才能下论断。
再举一例。
估计大家都看过柴静的雾霾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其中第四十多分钟时提到延庆某收费站，拦下来的几辆国四标的货车，排放控制设施实际并不符合国家标准。但最终并未当场处罚。检查人员与货车司机都笑笑：“它是绿色通道的车，就是蛋、奶、油，这是城市保障系统。而且规定对这个车是不处罚。呵呵。”我顶你个肺，还呵呵！可恶！——这是我看视频的第一想法。而柴静在视频里则简单地认为这种全面造假是执法不力造成的。
后来我转变了想法。我并不生活在北京，但也知道北京基本生活用品物价并不高，甚至比一些二三线城市都要便宜。但这明显违背经济规律。像北京这种人口密度高、所有物资都要从外面运进来的消费型大都市，物价应该相对较高才对。这其中一定有北京市政府的价格管制。为什么政府要搞价格管制？民众的呼声加上政府的亲民姿态，顺理成章的决策。而供应方不可能做亏本买卖，就会想尽各种办法节约成本：绿色通道本就是政府人为免收费用，使用不达标的交通工具也降了成本，抓到了执法人员也不罚款，否则会影响这些基本生活用品的供应。民众的低价“菜篮子工程”与雾霾治理要求，你选择哪个？
要治理雾霾，光靠微博和朋友圈的情怀转发和段子调笑是没有用的，需要付出实打实的代价。这个代价也许是你的出行方便受到限制，也许是你的菜价高企，也许是暂时失去你的工作，也许是官员失去GDP增长的业绩。不管是什么成本，只有两种情况下雾霾才会得到真正治理：一是雾霾的危害巨大，大到不治理就无法生活或生存；二是经济高速发展、百姓生活水准高度提升，治理雾霾所要承担的成本对生活水准的降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我估计，更有可能发生的是第二种情况。小平同志当年说“发展是硬道理”，在环保问题上也是适用：越是面临污染，就越要大力发展工业；工业越发达，企业发展越好，越会追求技术进步，也就越不会在意治污措施带来的成本，污染也就越小。当人们（政府或官员）愿意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来治理雾霾的时候，空气中的霾才会散去。只不过，做出这个“愿意付出”的决策，依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实在是有点困难，需要共同努力和耐心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