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明初布政使是地方最高长官，为何后来变成督抚？这要从朱元璋说起( 二 ) 永乐|洪武|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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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明代最初派遣巡抚和总督，并不完全是为了让他们去总领一方、成为凌驾于地方三司之上的、更高层的封疆大吏，主要还是从中央监察地方出发。明代之督抚均带宪衔，《明史·职官志》也把督抚列入都察院系统里，就是从这一点上说的。
其实“巡抚”之名，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所谓“巡”，就是代表中央和皇帝去“分巡天下”；所谓“抚”，就是代表中央和皇帝去“安抚”、“宣抚”地方，这都只表明他们受职务的性质，并不是正式的官名。这种由中央遣派带宪衔的官员巡视和监察地方的事例，其实古已有之。《国榷》引朱睦语说：“巡抚之设，即成周以王朝卿出监之意也”。近一点说，西汉武帝时曾将全国分为十三部(州)，部置刺史，带御史衔，以“六条问事”，监察部内郡县政务，其官秩有时虽较郡守低，但他们“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权力极大。
到东汉灵帝时，出于镇压日益发展的农民起义的需要，这种由中央临时遣派的刺史，便逐渐演变为州牧，位居郡守之上，成为掌管一州军政大权的地方大吏。
“魏晋而后，刺史特重，类以将军持节总统诸郡，非仅鬟时刺举之任。追隋开皇中废郡为州，刺史专理一郡，名存职废，而总管都督节度使之号由斯著矣。”
到了唐代，情况就更加清楚，太宗贞观年间，将全国分为十道(其后续有增加)，原为大监察区，由中央派出采访处置使(后改称观察处置使)，兼御史大夫或御史中丞衔，考察州县政绩，奉善纠恶，不久又兼理民事，掌一道或数州政务。
此外，唐初还在边境诸州设总管、都督，总揽辖区军事。景云二年，始设河西节度使。“天宝中，缘边御戎之地，置八节度使，……得以专制军事。行则建节符，树六纛，外任之官无比焉。至德以后，天下用兵，中原刺史，亦循其例受节度使之号。”
每以数州为一镇，节度使出镇，必兼御史大夫衔，州刺史以下官员，均成为其下属，统管一镇之军、政、财大权，雄据一方，世称藩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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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汉、唐的政治制度，对明朝是很有影响的。《明史·职官志序》的第一句话就说：“明官制，沿汉、唐之旧而损益之。”
由此可见，明代设置带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等宪衔的总督与巡抚，出巡或出镇地方，实与汉、唐的“同以京秩而莅外台”之制相仿，这也可以说是明代督抚制度的一种渊源。
二、巡抚制度的形成
关于明代巡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诸史籍对此颇多概述，主流观点就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命太子朱标巡抚陕西的问题。
这在上引《明史·职官志》和《明会要》里都提到了，人们往往据此以为明代巡抚之设置始于洪武，其实不然。考朱标此行虽有巡抚之名，却无巡抚之实，它与明代建立巡抚制度本身并无多大的直接关系。因为朱标陕西之行，毕竟是“太子出巡”，有其特殊性和偶然性，不合官制之常规；更重要的是朱标此行的使命，主要是为朱元璋之最后定都了解情况和提供实地考察的意见。因而我们不能把朱标之巡抚陕西，看作是明代设抚的开始，这是十分清楚的。
第二，关于巡抚制度萌发期的问题。
任何事物，特别是重要制度的产生，都有一个萌发的过程，如果我们把朝廷派遺尚书、侍郎、都御史等京官巡行天下、事毕还朝复命看作是巡抚制度的萌发，那么诸史大多以永乐十九年(1421年)遣尚书蹇义等二十六人分巡各地作为一个标志。
但揆诸史实，我们认为萌发的时间还可提早到建文元年(1399年)。《明史·恭闵帝本纪》载：建文元年三月，遣“侍郎(实任刑部尚书)暴昭、夏原吉等二十四人充采访使，分巡天下。”
暴昭“充北平采访使，得燕(王)不法状，密以闻，请预为备。”夏原吉“充采访使，巡福建，所过郡邑，核吏治，咨民隐，人皆悦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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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这种情况与其后永乐十九年的命官分巡天下相比较，无论在性质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没有什么不同。况且明代巡抚之制，本来就与唐代之采访使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建文时用了采访使的名称，更足以说明这种渊源关系确是存在的。我们似不应因惠帝在位时间短而对此有所忽视，或者干脆不予承认。
我们虽然不把明代巡抚制萌发的标志定在永乐十九年，但应该承认那次官分巡也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