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明初布政使是地方最高长官，为何后来变成督抚？这要从朱元璋说起( 五 ) 永乐|洪武|朱元璋

因而根本不可能以麓川作为总督的固定辖区，这是很清楚的。其性质显然是属于“临事派遣，事毕还朝”，是“遣督”而非“设督”。事实上，王骥在击败了思任发后，即于翌年三月“犁其巢穴，留兵守之而还。”五月返抵都城，受“封推诚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靖远伯，岁禄千二百石，世袭指挥同知。”
总之，在正统年间，王骥三征麓川，三任总督，在景泰初年，亦曾总督南京机务，但均属临事特遣，并未常驻久任，亦无后续继任者。这都表明了明代总督虽已萌发，但尚未成为专设定制。
第二，明代总督制度的正式形成，考诸史实，应在景泰至成化年间，其标志就是两广总督和三边总制的先后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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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景泰元年(1450年)四月，以“贵州苗韦同烈叛，围新添、平越、清平、兴隆诸卫。命侯进总督(湖广)贵州军务，讨之。”同年八月，侯进“以劳瘁卒于普定”，朝廷便立即“进左副都御史、河南巡抚王来为右都御史代之。
与保定伯梁瑶，都督毛胜、方瑛会兵进讨。”“贼平，班师。诏留来、瑶镇抚。寻命来兼巡抚贵州。”这一事件表明，总督湖广、贵州军务一职，虽终未定设，但它已较正统年间之遣督前进了一步，不仅其辖区范围比较明确，而且事毕后王来并没有随师还朝，甚至还正式兼任贵州巡抚，开了总督兼巡抚职的先例，王来在任职后建言：“近因黔、楚用兵，暂行爵之例。今寇贼稍宁，惟平越、都匀等四卫乏饷。宜招商中盐，罢纳米例。”
总之。这不是单纯地局限于军事行动，而是向总领一方的军政类型方向发展，从而为稍后的总督专设、定设奠定了基础。
第三，正德、嘉靖年间，总督制度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定设的总督继续有所增加，而临事暂设的总督亦越来越多，其督辖范围也越来越大。在这期间定设的总督，主要有宣大和蓟辽两处。
宣府与大同，由于均属边塞战略要地，故早正统元年(1436年)，即已专设巡抚。“正德八年(1513年)，设总制一员，镇巡以下并管粮郎中，俱听节制。”但其后即置罢不常。
辽东、顺天、保定等地之分别设置巡抚，亦早在正统年间，但专职设置总督，则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是年九月，以“边患益甚”遺兵部左侍郎兼右金都御史孙衫总督蓟州军务，节制河间、真定、保定、辽东兵。”
十二月，“兵部集议五重督抚之任，辽东、保定去蓟镇不远，请改蓟州总督都御史为总督蓟、保、辽东，更敕给之。”“开府密云，辖顺天、保定、辽东三巡抚。”是职从此定设，直至崇祯十一年(1638年)，曾另增设总督于保定。
第四，从万历中期到崇祯年间，明王朝的统治已是内外交困、岌岌可危，反映在督抚的设置上，便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因完全失去了章法而处于极端混乱的状态。
当时不仅临事特遣的总督数量猛增，其设置已基本上没有什么布局可言，而且名目亦繁多混乱，既有总督，亦有所谓经略、督师、总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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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略”之名，《明会要》据《成祖本纪》认为“起于永乐十年(1412年)十一月，侍讲杨荣经略甘肃。”
在内地，由于明末农民大起义的蓬勃发展，明政府已处处陷于被动，因而总督的设置也是一片混乱。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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