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明初布政使是地方最高长官，为何后来变成督抚？这要从朱元璋说起( 三 ) 永乐|洪武|朱元璋

这次命官分巡地区之广泛、声势之浩大、官员配备之整齐，以及兴利除弊所取得之实效，均较建文时前进了一大步，从而为其后巡抚之专设奠定了基础。
第三，关于巡抚制度基本形成的问题。
《历代职官表》引用明人徐学聚所撰《国朝典汇》“永乐十九年，命右都御史王彰巡抚河南，时有告周府将为不轨者，上欲及其未发，讨之。彰曰：以臣之愚，可不烦兵，但得御史三四人随臣以往足矣。然须奉敕以臣巡抚其地乃可。于是彰奉敕往巡抚。”
并由此得出结论说：
“王彰奉敕为有明设巡抚之始。先是洪武二十四年遣皇太子巡抚陕西，盖暂一行之，非定制也。”这段话将“设抚”与“遣抚”作了区别是对的；将是否“暂一行之”作为巡抚是否定制的标志，从而否定了明代巡抚制始于洪武，这也是对的。
但它把永乐十九年王彰奉敕巡抚河南，看作是“有明设巡抚之始”就不对了，事实上王彰之巡抚河南，与当年蹇义等人奉敕巡抚应天等地一样，均属“暂一行之”的临时差事，是“遣抚”而非“设抚”。
【 明代|明初布政使是地方最高长官，为何后来变成督抚？这要从朱元璋说起】当王彰到河南劝说周王林交出三护卫后，便完成任务还朝，随即受命“督饷北征”。像这样的临时性差遺，在永乐朝绝非仅有王彰一例，因而把它定为“有明设巡抚之始”，显然是缺乏足够的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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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抚作为一项制度，它的基本形成应该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专抚一地和受命官员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亦即巡抚官的专设与定设。如果以此作为标志去进行衡量，我们认为明代巡抚制度的基本形成应在宣宗时期。
宣宗时期，熊概巡抚南畿前后达五年之久，直到宣德五年因迁升南都御史治院事，才被周忱接替。而周忱任南畿巡抚更长达二十二年之久。再考诸史实，南畿自洪熙元年专设巡抚后，除正德二年至五年(1507-1510年)因宦官刘瑾专权曾停置三年外，终明之世未有中断。
这就清楚地表明巡抚已由过去的临事派遣改为专设，由短期出巡改为常驻久任，而且所管事务的范围相当广，便宜行事的权力也相当大。这不能不说是巡抚制度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如果说洪熙元年宣宗于南畿设抚还只是个别例证的话，那么到了宣德五年(1430年)，巡抚制度便有了明显的发展，开始了普遍化的进程。《明通鉴》载：
“宣德五年九月丙午，擢监察御史于谦、越府长史周忱等六人为侍郎，巡抚两京、山东、山西、河南、江西、浙江、湖广等处。各省专设巡抚自此始。
这里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一是都明确地提到各省专设巡抚始于宣德五年。二是所述设抚地区，范围已相当广泛，且全部是当时内地最重要的省份，大体上实现了分省专设，这表明巡抚制度在明代政治已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发展已形成不可逆转之势。三是所遣巡抚，从一开始就很重视他们的政治素质和思想素质，他们的原职品秩虽较低，但在任抚时均被擢升为侍郎，除上面已提到于谦与周忱二人外，赵新由行在吏部郎中升为右侍郎，赵伦由兵部郎中升为户部侍郎，吴政由礼部员外郎升为右侍郎，曹弘由刑部员外郎升为右侍郎。
这都表明了中央对于巡抚职任的重视。四是这批巡抚大都久任，除上面已提到周忱在任应天巡抚二十二年(1430一1451年)外，于谦在任河南、山西巡抚也长达十八年(1430一1447年)，赵新、吴政、曹弘在任均为十年(1430--1439年)，只有赵伦在浙江巡抚任上因“督粮用重法”于三年后被召还，改由户部侍郎成均接任。
宣德十年(1435年)九月壬辰，即位不久的英宗还确定：“诸巡抚官岁以八月至京会廷臣议事。”这就很明显，如果各省巡抚官不是普遍久任，朝廷便用不着作出这样的规定。由此可见，作为巡抚制度的一个核心问题——专职久任，在宣德朝已基本解决。
第四，关于巡抚加宪衔及其与巡按御史的区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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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宣德在各省专设巡抚以来，虽然有些抚臣已被授予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等宪职，但大部分仍以尚书、侍郎、寺卿、少卿等本官职衔出抚。而巡抚的基本职责，本来就具有监察地方于他们本身不是都察院的官员，因而遇事多有不便，特别是容易与都察院所派出的巡按御史发生矛盾。
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同时同地既有巡抚，又有巡按，两者到底有何区别?考诸史籍，我们认为两者之区别主要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