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深度剖析疫情下的服务业：如何实现逆境突围？( 四 ) 魏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科

（四）医疗配置扭曲减弱服务业“抗疫”的均衡效力
从供给模式来看，由于医疗服务产出属于公共物品或外部性明显的准公共物品，医疗服务完全公有化会使政府负担沉重、效率低下，而完全私有化又会导致市场失灵、消费者福利下降（Karsten ， 1995）。因此，医疗服务体系建设需要政府承担主要责任，并通过公私合作的方式实现缓解医疗资源短缺、促进医疗服务可及、满足医疗服务多元需求的目的（Jofre-Bonet ， 2000）。
在混合供给的均衡状态下，私人医疗服务于高质量需求，公共医疗服务于低质量需求，与严格的私人供给相比，混合供给带来了福利的改善，而且比纯粹的公共供给成本更低（Jofre-Bonet ， 2000）。目前，中国的医疗服务业长期依靠公立医院资源并形成存在扭曲的市场定价机制，缺乏引入有激励和有监管的私人医疗服务做补充。因此，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时，由于疾病发病率的不确定性增加，就会导致医疗需求大幅增加并出现医疗服务供应紧张和应对不力等问题（Rothschild&Stiglitz ， 1970）。
从配置结构来看，中国医疗资源的“倒三角”配置结构与疾病的发病规律不匹配。国际上，公共卫生医疗资源配置呈现“正三角”配置结构，一般八成以上的病患解决在基层医疗机构，高端医疗机构承担的是疑难重症。而中国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高端医疗机构患者“人满为患” ，基层医疗机构患者“门可罗雀” 。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人们不信任从事社区卫生服务的工作人员的医疗水平，这一现象既加大了高端医疗机构的工作量，又造成了社区卫生资源的浪费。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抽调了大量医务工作者“驰援”武汉，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各地医疗服务不平衡、不公平等问题。
（五）社区治理松散削弱服务业“抗疫”的保障能力
生活性服务业是指满足居民最终消费需求的服务活动，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拉动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就业、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作用（夏杰长， 2015）。国际上，生活性服务业既服务于社区，也扎根于社区。然而，中国的社区建设在治理联结上相对松散。以养老服务业为例，与其相关的生活性服务业在生产端脱离社区（李芳， 2018）。导致生活性服务业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受损严重，在“抗疫”中难以发挥出相应的支持力。
可借鉴北京市西城区为实现“小需求不出社区、大需求不远离社区、紧急需求不出家门”的生活性服务业营造模式，推进社区商圈及服务业的多元化、便捷化、安全化和辐射化。社区服务企业应在改善自身商品质量的基础上增加商品种类，利用网络平台实现在线或电话选购并提供统一配送服务，加快建设便民早点、午餐站、基本娱乐健身设施等。只有使生活性服务业的生产与社区紧密结合，才能在面对突发疫情时满足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并保持生活性服务经济的稳定。
四、中国服务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要点与对策
（一）如何提高服务业数字化的深度和广度？
首先，我国服务业需要实现数字智能技术和服务业的双向互动。一方面，疫情倒逼经济向着互联网+的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另一方面，互联网等级技术和中国的市场规模及应用场景，也为经济向智能化转型创造了条件。因此，要优先引导物联网、5G和区块链技术改造提升生活性服务业，建设服务业的迅捷生产模式和现代物流体系（包括线上线下协同的生产体系和灵敏化物流体系）。
其次，我国服务业需要进一步提升数字经济对服务业的介入深度，尤其是加大对生活性服务业的介入。通过服务业数字化增强服务业的弹性专精能力，催生出一系列互联网平台解决服务行业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利用数字技术为服务业生产、供需链条提供新的连接模式，升级我国服务业资源的配置方式。
再者，我国服务业需要重点发展“无接触”服务业。无接触的服务方式可以由内向外延伸到我国服务业的各个方面。如机器人服务的投放和使用可以应用到银行、医院、商场等人流量聚集的场所。无接触数字化服务的典型场景已在疫情中的酒店业中得到了验证和发展。在旅游业中，酒店业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同时酒店业业是最容易发生聚集，传播疫情的场所之一。为了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很多酒店为防疫增加或者优化了与宾客的无接触服务，从而有效的遏制病毒传播与人流的聚集。